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

　　2010年底，中国跨越了人均4000美元的门槛。如果时光倒流100年，1913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阿根廷，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那时，世界在猜测，是美国崛起，还是阿根廷崛起。

　　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议。美国今天人均GDP4万8千美元，阿根廷不到1万美元。但一百年前，起点是一样的，而且阿根廷这个国家资源很丰富，面积不到美国的一半，耕地面积竟然和美国相当。一百年前的欧洲，很多人移民去美国，还是去阿根廷，犹豫不决，很多人最后去了阿根廷，为什么，南美气侯好，100年之后的这两个国家，已经无法同日而语。

　　世界很奇妙，几乎是一个轮回。一个世纪后的世界今天又在猜测，是中国崛起，还是印度崛起。中国正好也走过了人均4000美元的门槛，4000美元之后的竞争力靠什么？大国崛起竞争的是什么？从美国和阿根廷的百年兴衰来看，不是起点，不是资源，是体制机制。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中国有一首儿歌，“两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跑的快”。中国社会有两只老虎，一只叫做改革，一只叫做社会问题，它们不知道对方在哪儿，它们可能都跑得很快，我们希望改革这只老虎跑的比另外一只老虎快一点儿，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并在此之后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真正的崛起。

　　我们看有没有可能性呢？完全有可能。因为中国的本质问题还是一个怎么去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在中国，改革这个词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指的是市场化改革，释放生产力，而不是别的。

　　中国过去30年的奇迹，始于一个产业的市场化，农业，从包产到户开始，结果是什么呢？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谁来养活8亿中国人》，说中国这个国家人很多，耕地又很少，中国人将来吃不饱饭，天下大乱。今天中国不止8亿人，13亿人了，可能有一半人在减肥，至少吃饭不再是问题。同样的一片土地，同样的人群，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从农业的市场化开始，随后扩展到轻工业、重工业等各个领域。2001年到2006年，我有幸参与了基金业市场化改革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在金融行业推动市场化改革能带来的变化，行业规模从500亿到上万亿的爆炸式增长，除了市场环境等的客观因素以外，与其他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一样，每个从业者积极性的调动带来了行业潜能的释放。

　　今天中国改革的本质，仍然是怎样去推动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力。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很多领域需要市场化，也可以市场化。金融领域是一个典型，大量企业找不着资金，大量资金找不着企业。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发达，不有效，不够市场化。医疗领域可能是另一个典型，一大帮病人找不着医院看病，一大帮医学院的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也是因为这个领域不够市场化。改革，可以有很多宏大的设计，也需要从经济社会一些明显市场化不足的领域做起，我们相信，这些领域的逐步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生产力，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动力。

　　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改革的动力？对于改革的动力，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心，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中国改革的动力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屈辱。有一次我做了一个讲座，举了阿根廷的例子，讲座结束后，单位里一位年轻的小同事和我说，主任您讲的挺好的，但我就是老想不明白，你们这帮人怎么老想着中国崛起，怎么老想要发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阿根廷人那样生活，他们那么生活不是挺好的吗？当时这话问得我一时也有点回答不上来了，我说我们是没见过日本鬼子打进来，但是我们听说过，你们可能没怎么听说过。

　　有一天，我开车上班路上，听到电台播了这么一条消息，我觉得很感慨。最近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30周年，阿根廷人举国上下在讨论，说想把它收回去，马尔维纳斯群岛对于阿根廷有一点像我们的台湾。英国人听说了，英国议会开了个会，说要再派一艘航空母舰去，把阿根廷再教训一顿。阿根廷的军队，在英国皇家海军面前基本上不堪一击，经济水平位列南美最贫穷国家之一，于是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我想，阿根廷人虽然生活很悠闲，但是有时也很屈辱。所以我相信中国还是有改革的动力的。

　　当然，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改革也不再像30年前那样顺理成章，因为那时候不改革就没有饭吃。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涉及到行政体制的变革，是个系统性的工程，或许我们还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设计好改革的帕累托演进，让参与改革的每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合理地受益，包括在政府和市场的人才之间建立有序的旋转门机制，才能更好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的我们，正好站在前面30年的终点，后面30年的起点。

　　那么，中国能不能再有一个30年的发展？在二战结束以后，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有过一个高速成长的30年。欧洲从废墟上开始复兴，德国、法国从1945年走到1970年代陷入经济滞胀，30年；美国二战结束后从军用经济转向民用经济，走到1970年代遇到石油危机；日本人是50年代末期走到了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30年；亚洲四小龙60年代末期起飞，走到了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30年；美国在1970年代后又有了一个30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的背后是资本市场。中国1979年走到2009年，也是30年，还正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今天也正好站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加快推动改革，相信中国经济有能力再走30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的各种文明水平，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还有政治文明。小平同志讲，如果再发展30年到50年，我们就可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我想，我们这么一个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也有近百年的衰落和耻辱，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迎头赶上，

　　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多少代人梦想和企及的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就在可预期的未来。我想，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经历过中国的贫穷，见证了中国过去30年的巨变，还有机会推动中国未来30年的成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一滴水只有和洪流结合在一起才会有力量，我们有幸和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确实是非常的荣幸，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机遇。(祁斌 作者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2012年3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次讲座及其他讲座整理而成，收录于近期将要出版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