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人民币国际化靠市场选择_经济台

　　央行的政策模型：需考虑商业银行的行为及激励因素

　　日报：银行为什么不能有效传递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中国的经验、教训能有哪些启示？

　　周小川：这是因为银行体系面临着四大问题：一是银行资产质量问题，银行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二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导致资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银行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信贷扩张。三是监管措施在危机期间出现收紧，人们希望监管政策是逆周期的，但事实上经常出现顺周期的情况。四是融资问题，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受危机影响都很不活跃，限制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例如欧元区的银行间市场就出现了跨国流动性不足。

　　在上述“增长—财政—银行”三连环恶性循环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够做些什么呢？传统上，央行货币政策的数学模型中不考虑金融部门。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业、居民部门，但却没有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我们简单地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银行体系自动且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部门。但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采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后，却发现银行部门没有充分传导，欧洲也出现了这种状况。这可能说明应重新考虑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将金融部门行为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模型中去。有些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需要考虑对银行体系给出激励机制。

　　日报：你说的这种激励机制有哪些内容？在中国过去的改革中是否有过应用？

　　周小川：首先，当前大家重点关注的方法是向弱的银行注资。但并非表现消极的银行都是因为资本不足。有的银行是愿意扩大信贷的，但资本不支持，对这类银行注资是有用的；也有的银行是受有毒可疑资产的困扰，即使进行注资也不能马上修复，可能需对其实施有毒资产剥离，从而使其轻装上阵，会更有效。中国曾经历过这种状况。

　　其次，银行业的利差大小对信贷积极性是有激励作用的，这要看有无调节利差的手段。过去，主流观点是不支持央行调控利差的，但近来欧央行的LTRO似包含这种激励。

　　再有，零利率会鼓励银行囤积现金，因为资金来源是近乎零成本的，现金囤积有助于银行应对风险，而不一定要贷出去。经济学界一直都对流动性陷阱和零下界利率有不少讨论。是否应该避免出现零利率？即在利率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比如2%)，就切换到数量宽松政策，而不是降到零利率后再去搞数量宽松，那时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总之，这次危机会带来不少新挑战、新课题，需要研究银行体系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和响应方式。

　　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部分亚洲国家银行业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也存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银行“技术性破产”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