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减少管制，允许试错

　　日报： 3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4月9日、10日，你到温州调研。温州的金融生态非常特殊，大家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为什么到现在才可能有这样的改革和突破？难道还是只有危机才能推动改革？改革是不是来得太晚了？

　　周小川：其实这次去温州主要不是调研，而是去启动改革。调研工作，在方案公布之前就已经初步告一段落。国务院做出决定后，我们这次去温州，主要是把改革的初始内容布置清楚，同时也听听浙江省和温州市的各个工作组的看法。

　　温州经济有一个特点，大概有上百万本地人在海外和外地经商务工，因此资金来源丰富，金融媒介的需求比较大，传统金融服务不太跟得上。从温州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数量占比看，在全国其实已经是比较高的了，但由于涉及地区外经营，资金需求也更大。总体而言，温州的民间金融比较活跃，对正规金融起到某种补充作用。但也有的民间金融搞非法集资、搞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希望民间金融能走上相对规范、健康的道路。

　　现在启动温州金融改革，和去年8、9月温州企业的困难有一定关系。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是正常的，但去年发生得比较集中，报道也比较多，国务院领导前去温州考察，了解当地情况，同意温州搞金融试点。最后定下来的方案，强调温州的金融资源比较丰富这个特点，并配合民营经济“新36条”的实施，对民间资本办金融要给予更大的自由度。当然，还是要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前提下扩大自由度。

　　有的改革要从全局来抓，例如利率、汇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个地方试点，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则套利机会太显著了。另外一些改革，是要发挥基层的创造力，探索经验，即使个别事做错了也没有关系，都是局部的。

　　上世纪90年代，也有做民间金融的，有的做得还不错，但是后来出事率很高，就有观点认为民营资本不能干金融。我看不能仅从这个经历来看，当时会计制度、贷款分类制度都不到位，公司治理的概念刚刚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机构出了问题，这是转轨的代价。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必须做好制度、规则和标准的基础建设，若基础建设没做好，不管什么所有制，都会出问题。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我国的金融制度改革逐步跟上来了，公司治理、会计标准等也提高了，会计上有了“四项计提”，后又实行“八项计提”；贷款的五级分类制度也开始推行。此外，银行改革和公司治理也都开始次第推进。有了这些基础，机构出事的概率会明显减少。

　　日报：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中央定的调子是：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一方面要减少管制，另一方面还得保证金融稳定，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周小川：总的说是从多方面维护金融稳定。我们也点出了担心的要点，即关联交易问题，过去发生过新疆德隆等类似的案例。民营成分更多地进入金融机构，而他们在当地的亲戚朋友等家族纽带比别的地方更强，如果搞关联交易，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也是监管的重点。民营资本去搞金融服务业，要把它当作一个事业、一个企业去做，不要琢磨着为亲戚朋友办私事，办私事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至于说还可能出什么问题，很多事情，事先不见得都能想象到。

　　日报：但如果有大胆一点的金融创新的话，可能会出一些问题。人们总会担忧，这会不会影响改革试点？

　　周小川：如果你办了一些小型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要是办失败了怎么办？这也应有退出的规范，试点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探索。同时也强调，试点的大部分金融活动是不涉及吸收公众存款的。如果吸收公众存款，不管涉及到多大的面，一定要有监管，要有存款保险。存款保险一直在准备，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二五”规划都有相关内容，会择机推进并实施。

　　日报：目前主要还是通过降低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等既定机制的门槛来推动温州金融改革，有没有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周小川：这是可以的，是有余地的。名字不太关键，你要办银行，无非是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小型社区类银行、信用社等种类，关键要看内容，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日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温州试点实际上是个由头，很多措施今后将不限于温州？

　　周小川：国务院颁布了支持民营进入服务业的“新36条”，在实际执行中，很多行业对民营资本的门是打开了，但实际上还有“玻璃门”、“弹簧门”。“新36条”的实施方案还在制定中，这也是国务院今年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会抓紧出台。在这个背景下，温州金融改革有更全局的意义。因为金融比较敏感，除了真正把正门打开，还得积累经验。所以让温州先走一步，看能不能有所创新并积累经验，但事先也不能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