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重拾信心提供契机

滚动新闻 中国网 2014年07月09日 10:2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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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美关系徘徊在恶化边缘、世界经济在调整中走向复苏， 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当为人们重拾信心提供一个契机、一个拐点。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与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骨干性沟通机制，现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约翰 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 卢分别担任两国元首特别代表，在双方过半主要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共同参与下，就广泛的双边、地区、全球议题进行一年一度的深入交流。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达成建设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有关理念正是借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在双方领导层和高级官员不间断的探讨中逐渐清晰的，也需要经由这个平台得到深化和落实。

　　人们希望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能为日趋重要但又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提供令人放心的答案，但在过去一年里，这一关系却跌宕起伏，展现出明显的“战略失信”特征。

　　由于日本、菲律宾、越南不断采取挑衅性措施，这几个国家同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海洋争端急剧升温。奥巴马政府把局势紧张归咎于中国在东亚“展示实力”、“改变现状”，变得“咄咄逼人”。在中方看来，美国偏离了原先的中立立场，采取了明显偏袒与中国对抗一方的政策，直接助长了有关国家的挑衅行为，将矛盾引向中美之间。

　　在乌克兰局势紧张、美俄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没有减少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而是进一步提高“重返亚洲”的调门，誓言继续重新领导世界100年并向盟友提供保护，对中国危言恫吓。在中国国内，人们认为美国“双拳同出”释放出以军事手段进一步遏制中国的信号，要以“亚洲版北约”应对“中国版门罗主义”。

　　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没有因美国情报机构监听世界丑闻而有所收敛，美司法部起诉五名中国军官事件逼停了中美战略对话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小组活动。这个小组是中方应美方一再要求经艰难内部协调才设立起来的，是两国尝试在网络空间避免对抗、开展合作的起点。

　　过去四十年，尽管中美经常相互指责和摩擦，但内心并没有把对方视为对自身发展战略的根本性颠覆力量，互利合作始终是双边关系主流。当前的中美关系面临着两国各自在新的实力状态和国际处境中重新审视对方的战略选择，充斥着一旦中日、中菲开战美国会不会出兵干预这样的假设性讨论，双方民众对对方的怀疑和反感情绪被放大，彼此合作得不到应有关注和宣示，因而处于冷战终结后未曾有过的濒危状态。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一书作者梅尔文 莱弗勒这样阐释冷战政策的成因：“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恐惧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困扰着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恐怖并非来自对对方真实意图的准确评估，而是源自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有关动机和企图的意识形态准则”。前鉴不远，中美关系事实上处在一种有如“权力加速转移”情境下的敏感期，两国各自维护核心利益的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美国对中国在东亚海上的政策调整感到极度困惑不安，中国则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危险的不一致。双方必须重启系统性的对话并使其适应新的语境，逐步恢复对对方战略意图的最起码信心。

　　美方尤应正确认识领土主权完整在中国国家议程当中的特殊重要性，而不是对其作扩大化的解读，将中国政府和军队履行守土之责等同于谋求地区霸权。

　　盛行于战略安全范畴的恐惧情绪在经贸领域同样有所反映。美国的金融、财政、经贸、质检部门高官带着四大恐惧来到北京：对中国货币、利率政策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效果和金融霸主地位的恐惧，对美国企业在华遭受歧视性待遇的恐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削弱美国领先地位的恐惧，对中国筹建亚洲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恐惧。这四大恐惧左右着奥巴马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思路，转化为美方不同部门在本轮对话前夕各自释放的自相矛盾信号。

　　美国财长雅各布 卢誓言将优先压促中方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美方相信人民币再度出现的贬值趋势是中方蓄意而为，意在增强出口竞争力，间接削弱了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实效。但在中方看来，是美国开始退出量宽引发了美元升值市场预期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变化，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稳中趋缓，联动影响人民币走贬。随着中国经济的改善并为营造良好对话气氛，近日人民币汇价开始由低位回升。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受访表示，美方希望利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打破世贸组织框架下更新1996年《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僵局，推动中国向美国开放相关产品市场，否则将影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程。弗罗曼发出的实际上是对中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负面清单的抱怨，美方正竭力缩短此一清单。事实上，中国正为打破全球IT产品贸易僵局作出努力，并且参与了美国主导下的世贸组织框架外诸边服务贸易谈判，而美方仍拒绝实质性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和对中国信息产品生产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不公平审核，没有对中方的务实给予足够回报。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经过5年13轮磋商已锁定“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大核心内容，谈判节奏逐步加快，理应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取得新进展。一个高水平的投资协定一旦达成，中美相互和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投资合作的空间将豁然开朗，其意义将不亚于当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以其它方面的问题绑架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不可取。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讲解金融恐慌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时说，“恐惧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他指出，通过接受金融机构的非流动性资产作为抵押而向其提供短期贷款，中央银行可以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支付给储户和短期借款人，从而稳定局势、结束恐慌。伯南克的专业忠告可以向中美经济关系提供广义启发，这一关系需要摆脱双方基于竞争恐惧和部门利益形成的保护主义情绪，通过双向抵押信任、相互开放市场来推进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为全球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提供持久动力。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经济一轨的主要注意力，还是要集中于促进两国改革调整的对接。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调整实际是围绕全球复苏共同目标而重新界定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美、中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在2008至2010年对抗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通过各自出台大规模量化宽松和经济刺激计划为稳定全球形势作出巨大贡献。现在，为保自身经济稳定复苏，美、中已不可能再出台新的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正分别以逐步退出量宽和“微刺激”、“定向调控”为基调，进一步突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主题，这在美国是提高储蓄率、加强基础设施、改革养老和医保系统以及税收、技能教育、就业制度调整，在中国是更多发挥内需、消费和民企作用，双方之间的政策互惠性和市场互补性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认为的，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包括预期中的经济变革，中美改革的成效将改善全球经济条件并提升其他地方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性，全球经济体系的未来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庞大消费市场和制造业王国之间能否实现“再平衡”。

　　总之，无论在政治、军事、安全领域还是经济层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任务都是克服恐惧而不是助长恐惧、确保未来而不是消耗未来，它所承担的坚守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任务必须在具体问题上得到具体体现，以利于把中美关系真正导入一个相互尊重、公平竞争、积极合作的时代，这是双方对话者在北京握手时必须了然于胸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