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新常态是不是意味着滑坡和退步？潜藏的风险会不会爆发？中国经济的新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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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本版刊发“新常态 平常心”系列报道第一篇《新常态，新在哪？》。
报道认为，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中高速，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优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新动力，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多挑战，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报道认为，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总体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面对种种变化，悲观者满心担忧：增长速度下来了，是不是意味着滑坡和退步？潜藏的风险会不会爆发，能应对得了吗？已经高速发展30多年了，中国经济未来还有机会吗？
然而，在80后重庆小伙周冯锐铖眼中，新常态却是另一道风景。
“我们去年开始创业，主要针对办公楼做节能改造。节能环保是经济发展大方向，目前我们正在洽谈的储备客户有10多家，市场前景很不错！”
相同的话题，不同的感受，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新常态？
不是退步，是进步
用全面眼光看新常态，中国经济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上半年，7．4％。当这一近年来几乎最低的经济增速数字公布后，各方反应更多是淡定和从容。因为，在这份经济半年报中，除了增长速度，人们还能读出更精彩的内容。
——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较好，民生继续改善……不再是一味地高速奔跑，中国经济步伐更稳健。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种种失衡逐渐扭转，经济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
——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坚持区间调控，突出定向调控，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复杂形势下没有强刺激，创新调控激发更多内生动力。
“什么是退步？什么是进步？关键看用什么标准”，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新常态下，不能单纯只从速度看经济，而要用综合指标来衡量。用全面眼光看新常态，中国经济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新常态是“富态”。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为短缺，百姓温饱不足。在彼时的“窘态”下，要摆脱贫穷，后来居上，就必须奋起直追，全力加速。因此，运用各种条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如今，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20年前的全年经济总量。由于总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 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也明显增大。所以，如今的中国经济，已不必再“纠结”于速度，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发展平台上，在提质增效、换挡升级 方面有更多追求。
新常态是“优态”。
30多年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出现质量不高、结构失衡、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化解这些弊病，正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重要使命。
潘建成如此描绘新常态下的发展图景：经济增长将更平稳，由于更多依赖稳定的消费需求拉动，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经济质量将更提升，表现为资源环境将得到更有效保护，收入差距缩小，社会保障趋于完善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则认为，新常态下，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应有新的关系，在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六可”质量目标，即“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
新常态是“活态”。
经济活力，从根源上来自市场微观基础。新常态下，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积蓄更强内生动力。营改增试点以 来，减税总规模已超2600亿元；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593．95万户，增长16．71％；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大幅增加受惠 面……简政放权等改革的有力推进，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将极大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有风险，能应对
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
进入新常态，恰逢“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中国经济能否有效控制种种风险，顺利爬坡过坎？
旧有增长模式形成的风险因素，在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可能进一步显性化。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潜伏财政金融风险，资源承载压力日益沉重，收入差距扩大，楼市走向扑朔迷离……这些风险隐患彼此交织，相互传导，处置不当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新课题又接踵而来：经济增速放缓，“机器换人”热潮兴起，会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扑面而来，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会不会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
更引人关注的是，尽管经济整体运行于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如果滑出合理区间，再要拉回来，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风险看似重重，却不必谈之色变。综合各种因素研判，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掌控这些不确定性。
——应对风险，首先需客观评估风险。
“总体来看，目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隐忧处于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以地方政府债务为例，从数据看明显低于国 际公认的风险警戒线。我国是典型的高储蓄国家，抗债务风险能力强。政府也有足够威信，能够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此，这个风险并不可怕，发生全局性债务危机 的可能性很小。
有些风险并不会因增速下降而放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过去认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高就业，反之则会导致失业，这存在一定误 区。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就业都需要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稳步增加就业手段有很多，如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自主创业、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等。
——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
从客观因素看，体量大，外汇储备多，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回旋余地很大，市场空间广阔，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有利条件，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
从主观努力看，党中央、国务院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不断积累新的调控经验，向体制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招数、有底气。
——有些看似“头疼”的问题，应对得当，反而能成为发展的有利条件。
“比如，机器换人会带来就业压力，但这目前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恰好我国产业结构在变化，第三产业比重提高，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大，制造业挤 出的富余劳动力是服务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再如，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不免有冲突，但如果用信息技术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就能够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协同推 进。”潘建成认为。
当然，风险虽不足惧，也不能掉以轻心。面对风险，战术上要未雨绸缪，周密安排。
“新常态下，要主动认识风险，揭示风险，防范风险，而不应掩盖风险。”潘建成认为，针对不同风险要各有具体应对之策，但核心思路是深化改革，彻底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式。
有挑战，更有机遇
短期而言，经济转型升级有不少有利条件；长期来看，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历史性挑战。
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否成功跨越这一关口，是极具挑战的难题。
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改革开放30多年后，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解决新时期民生难点、热点问题迫在眉睫。
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新常态下，机遇大于挑战。
短期而言，当下经济转型升级有着不少有利条件。
比如，物价平稳运行，为改革转型拓展了空间。物价在2012年和2013年平稳增长2．6％，今年上半年则保持在2．3％的水平。“通胀压力较小，为进一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提供了空间，比如上调能源价格，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成本，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潘建成说。
再如，房地产市场合理回归，也为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提供了良机。
长期来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城镇化释放持久动力。
潘建成认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过去的不足，却是新常态下的新机遇。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率过高，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而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多年历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大国优势提供发展支撑。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内需的支撑力不可小视。目前，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级”转变，汽车、信息产品 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消费重点，不仅会极大地推动传统产业发展，也将形成汽车制造、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型支柱产业，使产业体系更为协调。另外，我国人才资 源丰富，又具备技术后发优势，有条件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空间。
产业结构方面，目前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一般加工业的过剩，如重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煤炭、初级产品等，这些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产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仍然短缺，潜力很大。
空间结构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同时也遇到土地和环境瓶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产业梯度转移有宽阔余地。
——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改革的动作频频，简政放权改革大刀阔斧，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好戏连连，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利好。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延伸阅读）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未能迈入高收入门槛，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拉美及东南亚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教训有：
——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错失转换发展模式时机。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拉美和东南亚各国自主发展能力不强，未能形成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
——金融体系脆弱，实体经济受到拖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和1998年的－7．5％。
——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效率低下，腐败问题蔓延。政府效率低下，难以发挥调控宏观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丑闻不断，官僚经济侵蚀市场活力、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内生动力。
相反，日本、韩国、新加坡则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功经验主要有：
——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 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此外，日韩均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形成了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日本 “技术立国”战略、韩国“科技立国”战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和韩国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重视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日、韩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均吸取了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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