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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9月16日电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北京CBD国际商务节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2014北京CBD金融圆桌会16日在北京朝阳区规划艺术馆举行。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蒲坚进行了发言。
2014年9月16日,北京CBD与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2014北京CBD圆桌会和CBD国际金融圆桌会议。图为中国中信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蒲坚演讲。 新华网 陈竞超 摄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蒲坚] 非常高兴接受朝阳区的邀请,无论是作为在朝阳区注册的经营者,还是朝阳区的居民,能参加朝阳区的国际金融论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注册在朝阳区,对朝阳区金融的发展也比较了解,在全国的范围内,像朝阳区这样集聚了金融门类这么多,规模这么大,服务质量这么好,在全国也很少见,由一个区来召开国际金融论坛,可能在全国也只有朝阳区能做这个事情,所以,非常感谢!
我受职业和工作所限,只能从实践的角度谈谈有关这个题目的想法和理解。一个月前,我有幸去国外参加国家组织的金融研讨班,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国的金融专家们都对金融做了很多的阐述。 在那个地方我们进行了很深刻的讨论,包括公司内部制定自己未来发展规划的时候也做了这样的讨论。刚才大家提出新常态都是从经济数字,或者一般看法上讲的,我觉得有这么三个东西,我理解应该引起大家一些思考。
我们不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30年改革开放,回想历史转折中邓小平的经历,中信集团写中信集团发展时,我们讨论以后怎么发展的时候,觉得有三点。 新的时代,指导思想还是发生了一些基本的变化。1、指导的方法论方面发生了变化,依宪治国,依宪治政是很重要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表现形式就是习主席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方针。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目前所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能从这个变化中找到依据,无论是强力的反腐也好,前30年和后30年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好,还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变迁也好,可能这在未来是一个新的常态。 2、事业型目标,中国事业型目标可能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两个目标,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一个是中国梦的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会理解到,前十年我们是方法上的改变,现在我们是目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3、社会目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没有引起更重要的重视,我们要回答包容性的增长、和谐性的社会、共同富裕这些根本性的社会目标。因为这三个常态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如果对这个变化没有根本性的认识,我们做具体的工作,包括一些产业,一些行业都还会停留在原来的观念上。比如说最近市场上也有争论,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是回归哈耶克还是回归凯恩斯,大家经常会有这种争论,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的回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的现实,这是我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西方的金融界来讲,可能是实践的问题。我一个月当中参与了很多具体的风险控制、金融产品的设计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已经非常详细,逻辑上非常强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从货币、金融、资本主义,或者从竞争,从创新,其实他们都是逻辑一贯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种体制是天衣无缝的,他们是一种实践的问题。对于中国金融的发展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面临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理论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在金融方面的基础理论,究竟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逻辑,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去研究那些基础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学习,习惯于在存量的知识里反复的探讨,反复的推敲,但是30年改革开放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金融在基础理论方面做得偏少。 第二个挑战,金融的基础理论增量知识方面也是非常的缺乏。中国的银行,传统的金融核心主业,可能全球找不出一个行业是利用大多数人的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的金融行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金融普惠的时候,很多人说金融怎么普惠,金融本身就是趋利的。当党中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全部的行业,像银行,确确实实大部分人的资源,用大部分人的存款,集合起来为少部分人服务。刚才提到《21世纪资本论》,从整个实政研究来讲,大概120年的实政研究,资本一直在侵蚀劳动,资本的收益,积累财富的速度越来越快,在经济发达的时候,形成了1%人的收入,或者10%人收入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突出,反而在经济出现危机,出现下滑的时候,这个速度反而更快。这就导致了贫富的差距,收入不平等成为现在社会的主题。
在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金融如果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话,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放再一个变量来考虑,与刚才讲的三个常态,包容、和谐、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相距甚远。 从目前政策的走向和政策整体的逻辑来讲,这是我们金融理论界或者实践领域的人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中国的情况来讲,金融支持经济转型,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一个社会的发展究竟是靠什么来推动的?有一个变量可能是以前大家并没有认真的研究,或者没有通过实政来研究,证明它是制约金融发展很重要的因素。社会的平均知识占有量,我的看法,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我们这些年来人均GDP也好,人均收入也好,效率也好,跟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密切相关,非常凑巧,我们人均GDP的比率和发达国家的比率正好跟人均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非常高度的契合,在未来金融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应该把这个作为提升的重要依据。
第三,除了基础理论需要认真的研究和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新常态的道路,理论界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我们以前熟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知。以前我们认为那些古典经济学,金融领域的理论,都受到了现在社会新的挑战。以前我曾经以为,技术是科学的衍生物,或者是科学的外化,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技术本身是自身进化的,而且它得出的结论,不是科学产生技术,而是技术产生科学,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我在前些年一直在推动中国土地信托化的研究,我以前曾经特别笃信一个观念,只要农民的知识水平,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比较高的话,他们就愿意把土地集中起来,愿意把土地交给更有经营能力的人去经营。但是最近的实政研究表明恰恰相反,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些事情不一定是真的。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在创新的理论支持下,创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诉求的金融工具,而这种金融工具可能会对现在中国面临的,除了一般的经济发展以外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一些开创性的作用。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比如说老龄化的问题,两亿多的老人,在座人的孩子将来要养四个人或者五个人,究竟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解决养老的问题,需要金融来解决。什么样的金融工具才能赋予土地以资本属性,让土地焕发出他的活力,金融工具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 实践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更好的认识,在未来中国所走的这条道路当中,是不是到底有中国特色,或者在中国道路的角度上考虑中国金融的发展路程,实践应该担当这方面的责任,从事金融的人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最近我们在全国做了接近一百万亩土地信托化流通的问题,用信托凭证把看似非常难以确权的土地确权问题解决了。大家都知道,有关土地确权来说明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其实有非常大的空间和潜力。实际上我们在实践当中,曾经在各级农村里看,土地的碎片化,土地不是整齐划一,要让每一块土地非常均等化的分给农村,在实践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使经营权确权到每一家农户,每个人身上的时候,理论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实践当中非常难做到。因此,每一个地方要把它确权就引起了新的社会矛盾,或者是农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因为碎片化的土地有好有坏,有很多不同的土地,要让他们均等化的分给每一个人,那就要把好的均等化,坏的均等化,中的均等化。新一轮的土地均等化,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通过信托这个金融工具的创新,使集体化的土地信托凭证化以后,把它均等化。在这个实践当中,我们感觉到理论和实践要并行,在朝阳区典型的城镇化过程当中,有很大的责任,朝阳区东扩的过程当中,崭新的金融工具来化解围绕土地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政治的矛盾,腐败的矛盾,市场没有效率的矛盾,都有很好的前景。 总结我上面的发言,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需要金融方面有新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还有实践上的创新。作为一个实践的从业者,我们想借此机会,在朝阳区举行此次CBD国际金融圆桌会的时候,我们向朝阳区交税的同时,希望在金融创新方面有所合作,有所成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