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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珍贵档案曝光:一场由“驴子被雷劈”引发的运动

滚动 央视财经 2015年08月31日 18:04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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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全民族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抗日根据地千千万万的百姓,也经受着战争的严酷考验。枪林弹雨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和根据地百姓一起,扛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怎样让根据地的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怎样让贫苦百姓摆脱贫穷命运,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八年岁月里,根据地究竟展开了哪些民生制度上的创新?百姓切身利益如何在烽火岁月中,得到尊重和保障?军民的心,如何在抗日的烽火线上,水乳相融?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诚意之作《抗战财经记忆》第五集,用两个传奇故事,讲述那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民生福祉。

  一场海啸摧毁一座城 新四军用生命为民修海堤

  

  在今天江苏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保存着一块宋公碑,石碑纪念的,是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宋乃德。回述这段历史,从1939年苏北沿海地区遭遇的一场海啸说起。在盐城市档案馆,当地县志上对这场海啸是这样描述的,“海啸造成沙堤崩溃,直至第二天潮水退去,沿海3000多人被淹死。”回忆7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当地的老人至今都心有余悸。

  原滨海县水利局党委副书记陈其华这样对记者介绍说。

  “水上来大概在平地两米以上。水一直向内陆还要推进十多公里。那个海水很 大很大,房屋整个全部倒下,人全泡在水里。”

  海啸过后,当地县志对灾害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抗战时期,原本还能艰难度日的阜宁县百姓,彻底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百姓生活日益艰难,当地民不聊生。

  灾害发生一年之后,在1940年的10月份,新四军第三师在师长黄克诚的率领下,进驻了苏北盐阜、淮海地区,苏北抗日根据地由此建立。随军进驻苏北的宋乃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上任之初,他首先召集县里的乡绅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民情。在会议上,部分乡绅对宋县长提出要求,修筑防止灾害的海堤。

  

  百姓的需求,就是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任务,听完大家的建议,宋乃德决定由抗日民主政府来主持修筑海堤,但让他没想到是,听说由政府来修海堤,之前还主动提议修堤的乡绅们顿时齐声反对起来。

  宋乃德仔细打听才得知,阜宁县在抗日武装到来之前,就对被海啸冲毁的海堤,进行过维修,当时阜宁的很多乡绅,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表达民愿,鉴于灾害严重,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拨款20万元,在阜宁修了一条防灾的海堤。百姓好不容易求来的拨款,最终由于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偷工减料,新修的海堤根本抵挡不住海潮侵袭,毁于一旦。

  

  鉴于国民党官员的玩忽职守,阜宁百姓对抗日根据地政府也同样是心存疑虑,对于这样的局面,宋乃德和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一起,给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打了份报告。在2012年由中央军委编写的《黄克诚传》里,这样记载了当时场景:刘少奇明确指示,海堤是否修筑应从政治影响上决定,经济问题次之。由此,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布,这次修堤费用不由当地百姓负担,政府以盐税作抵,发行100万元公债。为百姓修缮海堤。

  在抗日根据地百信质疑的眼光中,1941年5月15日,阜宁县的海堤正式开始修建。但开工不久,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当地海啸过后,百姓的口粮日渐紧张,修堤的工人吃饭问题,成了最大的障碍。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当机立断,决定先拿出部队的军粮供应工地,以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今年已经92岁的申维新在当年就参加过海堤修筑,70多年后的今天,他依旧记得当时的情景。

  现年92岁的盐城市滨海县农民申维新:“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把军队的口粮抽给你。没有力气不能动啊,吃吃就能动了。”

  有了抗日根据地政府拿出的钱粮,阜宁县的海堤修筑得十分顺利,但越来越长的大堤,也引起了侵华日军的注意。日军的飞机开始频繁对海堤展开破坏。

  

  除了用飞机轰炸来破坏海堤之外,日军还派出特务,潜入抗日根据地,在海堤上展开暗杀行动。在滨海县公安局1985年编印的一本公安工作大事记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段记录,“在驻堤过程中,我驻堤领导人陈振东、陈景石、丁欣等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原新四军第三师宣传员现年已经98岁的朱鸿老人,至今还清楚记得这件海堤上的血案。“陈振东是区长。他们到陈振东屋子里抓住陈振东。陈振东说我是为了修堤我才来的,你们要对我怎么样你把我拉堤上去。结果他们把陈振东拉到堤上,又把他拉到船上(杀害了)。”

  日军的杀戮并没能阻止工程的进展,1941年7月31日,阜宁县南北两段大堤合拢,全长67.5公里,高3米的海堤全面竣工。但抗日根据地政府修筑的海堤,能不能抵挡海啸呢?阜宁县的百姓依旧怀疑的看待这一切。新海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就呼啸而来。

  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文史部副研究员周振华:“就第二天,这次海啸比39年的海啸还要大,水面还要高出6寸,因为这条大堤修建完成,所以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安然无恙。老百姓,那真是奔走相告 。”

  两次不同的修筑海堤工程,结果完全不同,眼见为实的阜宁百姓,将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全力筑堤事迹,刻在了宋公碑上,一块石碑,也把民心和抗日根据地政府牢牢的贴在了一起。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在事后,这样进行了描述,“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百姓办好事的。连一些曾对我们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我们靠拢。”

  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女儿黄楠介绍说:“我们部队整个下来的时候(1941年)大概万把人。到最后走的时候,整个部队加上地方部队有7万人。7万人有将近3万人是苏北的。”

  一块宋公碑,最终将民生与抗战,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的分析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要给人民以东西。”

  翻开历史扉页:74年前延安风雨夜 驴子被雷劈事件始末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件国家级文物被两道防盗门和一个保险柜严密保护着,这就是《固临调查》的档案。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固临调查》档案现在存世不超过五本,数量很少,但无论怎样,这本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调查档案,纪念馆为什么把它看得如此珍贵呢?这还需要从它背后的一个故事说起。

  1941年6月3号,这一天延安暴雨倾盆,雷电交加,在延安最热闹的新市场,一位安塞地区的老农拴在木桩子上的驴子被雷劈死了。老汉在集市上大哭大闹,引起了保卫部门的注意,为了维护秩序,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把老汉抓了起来。这起治安事件汇报给相关部门之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群众损失财产之后,怨气很大,背后一定有难言之隐。毛泽东同志立刻指示相关部门,要搞清楚群众的怨气究竟从哪里来?老百姓的生活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

  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41年9月,李卓然带着毛泽东同志交代的任务,率领西北局调查小组,选择了地处陕北关中交界处,具有代表性的固临县进行调查。今年已经97岁的何载老先生,当时担任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他回忆了当时调查的情景。“我记得我和秦川一个组,每家每户去谈,你叫什么名字,你种了多少地,秋粮打多少,夏粮打多少,负担多少,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边区老百姓什么都说,问题不大。”

  固临县位于延安的东南,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济条件属于中游。调查组成员在固临一蹲就是两个月,走遍了县里的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一番询问之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老农民一声叹息 毛主席亲自过问:百姓的怨气在哪里?

  自1937年开始,延安抗日根据地为了供应前线抗日部队的给养,发布了缴纳公粮的规定,这份缴纳的公粮又叫做抗日救国粮。在延安干部学院的刘煜教授家里,还保存着一些当年交公粮的单据。

  按照当时的标准,一石是300斤,也就是现在的150公斤。1941年的时候,延安60万人口,也就是说,那时平均每人要交50公斤公粮。

  今年91岁的徐金山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1940年左右,老人家里共有五口人,二十几亩田地,每年能产出近2000公斤的粮食,但老人回忆,在缴纳抗日救国粮最多的时候,家里交的公粮要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左右,交完公粮之后,每人每天只剩下不到7两的口粮,老人回忆说,那个年月能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原中组部秘书长 、《固临调查》参与者何载:“志丹县不到两万人,生产粮食2200石,我们要征收2500石,当然都知道征得太重了,军队要吃饭,不征粮咋办,老百姓(咋能)没有怨言。”

  这项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民生调查,持续了两个月,最后调查组写成了一部十万字的报告——《固临调查》。书中全面分析了延安根据地农村百姓的生产生活负担情况,书中这样写道:“粮草的征收率较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勤耕苦力的农民,有因负担重而出卖牛羊的。”
  抗日根据地农民负担的增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急剧增加。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受到了各方的关注,追随抗日队伍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延安,统计数据显示,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000人上升到1941年的73000人,生产的人没有增加了,但吃饭的人增多了,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农民负担由此不断加重。

  这样的矛盾,《固临调查》的报告结尾中中肯的进行了强调:报告说“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学部主任 毕远佞:“当时中组部部长陈云看了以后很欣赏,逐字逐句校正它里面的错别字,然后拿去给毛主席看,毛主席也特别欣赏。”

  10万字报告里的民生福祉:少收4万石粮 少征40种税

  固临调查只是党中央在西北进行的系列调查之一,随后,各地的调查报告被一一汇总到了延安,中央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报告之后,很快就抗日根据地的民生负担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调整措施。首先是继续加大生产自救的运动,扩大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果。其次,在当年将征收的公粮数量,由原来的20万石减到16万石。同时,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工资也严格进行了规定,旅以上干部到中央领导每月只有5元,营团长4元连长3元; 排长2元;士兵1元。甚至连干部们使用灯芯的数量,也有着严格的限定,一个班开会可以用一根灯芯,毛泽东晚上点灯批阅文件,可以用三根灯芯,但为了省油,毛泽东同志坚持只用一根灯芯。

  这些措施下达之后,延安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负担,迅速的得到了缓解。

  解决了农民缴纳抗日救国粮的负担之后,群众反映的脱产干部过多的问题,也摆在了抗日根据地政府的面前。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级组织机构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

 

  措施雷厉风行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力军队精简了5000余人,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减少了8000多人。到1944年,晋察冀边区政府脱产人员减少到只剩下500多人。最终实现了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不超过总人口3%的目标。

  精兵简政的策略消除了抗日根据地里的官僚主义作风,脱产的人少了,生产的人多了,人民的负担,自然就轻松了很多,抗日根据地和百姓之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

  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多数都建立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是这些地区共同面对的困境,而根据地建立之前,这些地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地租利息的严重盘剥,已经将这些地区的农民推到了赤贫的境地。晋察冀根据地的农民在抗战前,每个农民担负的苛捐杂税多达十几种,广大的劳动者在封建地主、国民党军阀和日本侵略军的掠夺下,已经苦不堪言。

  晋冀鲁豫边区税收陈列馆负责人申恩义介绍说:“国民党政府时期,收的税种非常多,达40多种,除了中央税以外,还有牙税,还有地方捐,牙税就是牙行,比如说有一个猪行,牛行,羊行,还有油饼行,卖席子行业,都要从中间抽牙税,牙税30多种。另外还有地方杂捐,农村社火要唱戏,祭祀娱乐活动,还要老百姓负担起来。”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抗日根据地除了军事斗争之外的头等大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后,仅一年之内就取消捐税42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后,废除牲畜附加税、头发税等30多种苛捐杂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后,废除的苛捐杂税就多达46种。不仅取消不合理的税费,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里,对地租,百姓借贷的利息,都进行了严格的减免,一个全新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短短几年就让贫苦的百姓过上了温饱的生活,这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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