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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全民族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抗日根据地千千万万的百姓，也经受着战争的严酷考验。枪林弹雨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和根据地百姓一起，扛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怎样让根据地的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怎样让贫苦百姓摆脱贫穷命运，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八年岁月里，根据地究竟展开了哪些民生制度上的创新？百姓切身利益如何在烽火岁月中，得到尊重和保障？军民的心，如何在抗日的烽火线上，水乳相融？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诚意之作《抗战财经记忆》第五集，用两个传奇故事，讲述那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民生福祉。
一场海啸摧毁一座城 新四军用生命为民修海堤
在今天江苏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保存着一块宋公碑，石碑纪念的，是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宋乃德。回述这段历史，从1939年苏北沿海地区遭遇的一场海啸说起。在盐城市档案馆，当地县志上对这场海啸是这样描述的，“海啸造成沙堤崩溃，直至第二天潮水退去，沿海3000多人被淹死。”回忆7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当地的老人至今都心有余悸。
原滨海县水利局党委副书记陈其华这样对记者介绍说。
“水上来大概在平地两米以上。水一直向内陆还要推进十多公里。那个海水很 大很大，房屋整个全部倒下，人全泡在水里。”
海啸过后，当地县志对灾害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抗战时期，原本还能艰难度日的阜宁县百姓，彻底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百姓生活日益艰难，当地民不聊生。
灾害发生一年之后，在1940年的10月份，新四军第三师在师长黄克诚的率领下，进驻了苏北盐阜、淮海地区，苏北抗日根据地由此建立。随军进驻苏北的宋乃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上任之初，他首先召集县里的乡绅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民情。在会议上，部分乡绅对宋县长提出要求，修筑防止灾害的海堤。
百姓的需求，就是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任务，听完大家的建议，宋乃德决定由抗日民主政府来主持修筑海堤，但让他没想到是，听说由政府来修海堤，之前还主动提议修堤的乡绅们顿时齐声反对起来。
宋乃德仔细打听才得知，阜宁县在抗日武装到来之前，就对被海啸冲毁的海堤，进行过维修，当时阜宁的很多乡绅，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表达民愿，鉴于灾害严重，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拨款20万元，在阜宁修了一条防灾的海堤。百姓好不容易求来的拨款，最终由于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偷工减料，新修的海堤根本抵挡不住海潮侵袭，毁于一旦。
鉴于国民党官员的玩忽职守，阜宁百姓对抗日根据地政府也同样是心存疑虑，对于这样的局面，宋乃德和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一起，给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打了份报告。在2012年由中央军委编写的《黄克诚传》里，这样记载了当时场景：刘少奇明确指示，海堤是否修筑应从政治影响上决定，经济问题次之。由此，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布，这次修堤费用不由当地百姓负担，政府以盐税作抵，发行100万元公债。为百姓修缮海堤。
在抗日根据地百信质疑的眼光中，1941年5月15日，阜宁县的海堤正式开始修建。但开工不久，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当地海啸过后，百姓的口粮日渐紧张，修堤的工人吃饭问题，成了最大的障碍。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当机立断，决定先拿出部队的军粮供应工地，以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今年已经92岁的申维新在当年就参加过海堤修筑，70多年后的今天，他依旧记得当时的情景。
现年92岁的盐城市滨海县农民申维新：“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把军队的口粮抽给你。没有力气不能动啊，吃吃就能动了。”
有了抗日根据地政府拿出的钱粮，阜宁县的海堤修筑得十分顺利，但越来越长的大堤，也引起了侵华日军的注意。日军的飞机开始频繁对海堤展开破坏。
除了用飞机轰炸来破坏海堤之外，日军还派出特务，潜入抗日根据地，在海堤上展开暗杀行动。在滨海县公安局1985年编印的一本公安工作大事记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段记录，“在驻堤过程中，我驻堤领导人陈振东、陈景石、丁欣等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原新四军第三师宣传员现年已经98岁的朱鸿老人，至今还清楚记得这件海堤上的血案。“陈振东是区长。他们到陈振东屋子里抓住陈振东。陈振东说我是为了修堤我才来的，你们要对我怎么样你把我拉堤上去。结果他们把陈振东拉到堤上，又把他拉到船上（杀害了）。”
日军的杀戮并没能阻止工程的进展，1941年7月31日，阜宁县南北两段大堤合拢，全长67.5公里，高3米的海堤全面竣工。但抗日根据地政府修筑的海堤，能不能抵挡海啸呢？阜宁县的百姓依旧怀疑的看待这一切。新海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就呼啸而来。
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文史部副研究员周振华：“就第二天，这次海啸比39年的海啸还要大，水面还要高出6寸，因为这条大堤修建完成，所以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安然无恙。老百姓，那真是奔走相告 。”
两次不同的修筑海堤工程，结果完全不同，眼见为实的阜宁百姓，将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全力筑堤事迹，刻在了宋公碑上，一块石碑，也把民心和抗日根据地政府牢牢的贴在了一起。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在事后，这样进行了描述，“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百姓办好事的。连一些曾对我们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我们靠拢。”
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女儿黄楠介绍说：“我们部队整个下来的时候（1941年）大概万把人。到最后走的时候，整个部队加上地方部队有7万人。7万人有将近3万人是苏北的。”
一块宋公碑，最终将民生与抗战，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的分析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要给人民以东西。”
翻开历史扉页：74年前延安风雨夜 驴子被雷劈事件始末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件国家级文物被两道防盗门和一个保险柜严密保护着，这就是《固临调查》的档案。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固临调查》档案现在存世不超过五本，数量很少，但无论怎样，这本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调查档案，纪念馆为什么把它看得如此珍贵呢？这还需要从它背后的一个故事说起。
1941年6月3号，这一天延安暴雨倾盆，雷电交加，在延安最热闹的新市场，一位安塞地区的老农拴在木桩子上的驴子被雷劈死了。老汉在集市上大哭大闹，引起了保卫部门的注意，为了维护秩序，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把老汉抓了起来。这起治安事件汇报给相关部门之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群众损失财产之后，怨气很大，背后一定有难言之隐。毛泽东同志立刻指示相关部门，要搞清楚群众的怨气究竟从哪里来？老百姓的生活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
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41年9月，李卓然带着毛泽东同志交代的任务，率领西北局调查小组，选择了地处陕北关中交界处，具有代表性的固临县进行调查。今年已经97岁的何载老先生，当时担任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他回忆了当时调查的情景。“我记得我和秦川一个组，每家每户去谈，你叫什么名字，你种了多少地，秋粮打多少，夏粮打多少，负担多少，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边区老百姓什么都说，问题不大。”
固临县位于延安的东南，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经济条件属于中游。调查组成员在固临一蹲就是两个月，走遍了县里的两个区、四个乡12个村，挨家挨户深入了解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一番询问之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老农民一声叹息 毛主席亲自过问：百姓的怨气在哪里？
自1937年开始，延安抗日根据地为了供应前线抗日部队的给养，发布了缴纳公粮的规定，这份缴纳的公粮又叫做抗日救国粮。在延安干部学院的刘煜教授家里，还保存着一些当年交公粮的单据。
按照当时的标准，一石是300斤，也就是现在的150公斤。1941年的时候，延安60万人口，也就是说，那时平均每人要交50公斤公粮。
今年91岁的徐金山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1940年左右，老人家里共有五口人，二十几亩田地，每年能产出近2000公斤的粮食，但老人回忆，在缴纳抗日救国粮最多的时候，家里交的公粮要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左右，交完公粮之后，每人每天只剩下不到7两的口粮，老人回忆说，那个年月能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原中组部秘书长 、《固临调查》参与者何载：“志丹县不到两万人，生产粮食2200石，我们要征收2500石，当然都知道征得太重了，军队要吃饭，不征粮咋办，老百姓（咋能）没有怨言。”
这项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民生调查，持续了两个月，最后调查组写成了一部十万字的报告——《固临调查》。书中全面分析了延安根据地农村百姓的生产生活负担情况，书中这样写道：“粮草的征收率较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勤耕苦力的农民，有因负担重而出卖牛羊的。”
抗日根据地农民负担的增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急剧增加。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受到了各方的关注，追随抗日队伍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延安，统计数据显示，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000人上升到1941年的73000人，生产的人没有增加了，但吃饭的人增多了，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农民负担由此不断加重。
这样的矛盾，《固临调查》的报告结尾中中肯的进行了强调：报告说“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学部主任 毕远佞：“当时中组部部长陈云看了以后很欣赏，逐字逐句校正它里面的错别字，然后拿去给毛主席看，毛主席也特别欣赏。”
10万字报告里的民生福祉：少收4万石粮 少征40种税
固临调查只是党中央在西北进行的系列调查之一，随后，各地的调查报告被一一汇总到了延安，中央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报告之后，很快就抗日根据地的民生负担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调整措施。首先是继续加大生产自救的运动，扩大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果。其次，在当年将征收的公粮数量，由原来的20万石减到16万石。同时，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工资也严格进行了规定，旅以上干部到中央领导每月只有5元，营团长4元连长3元; 排长2元;士兵1元。甚至连干部们使用灯芯的数量，也有着严格的限定，一个班开会可以用一根灯芯，毛泽东晚上点灯批阅文件，可以用三根灯芯,但为了省油,毛泽东同志坚持只用一根灯芯。
这些措施下达之后，延安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负担，迅速的得到了缓解。
解决了农民缴纳抗日救国粮的负担之后，群众反映的脱产干部过多的问题，也摆在了抗日根据地政府的面前。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级组织机构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
措施雷厉风行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力军队精简了5000余人，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减少了8000多人。到1944年，晋察冀边区政府脱产人员减少到只剩下500多人。最终实现了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不超过总人口3％的目标。
精兵简政的策略消除了抗日根据地里的官僚主义作风，脱产的人少了，生产的人多了，人民的负担，自然就轻松了很多，抗日根据地和百姓之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
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多数都建立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是这些地区共同面对的困境，而根据地建立之前，这些地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地租利息的严重盘剥，已经将这些地区的农民推到了赤贫的境地。晋察冀根据地的农民在抗战前，每个农民担负的苛捐杂税多达十几种，广大的劳动者在封建地主、国民党军阀和日本侵略军的掠夺下，已经苦不堪言。
晋冀鲁豫边区税收陈列馆负责人申恩义介绍说：“国民党政府时期，收的税种非常多，达40多种，除了中央税以外，还有牙税，还有地方捐，牙税就是牙行，比如说有一个猪行，牛行，羊行，还有油饼行，卖席子行业，都要从中间抽牙税，牙税30多种。另外还有地方杂捐，农村社火要唱戏，祭祀娱乐活动，还要老百姓负担起来。”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抗日根据地除了军事斗争之外的头等大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后，仅一年之内就取消捐税42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后，废除牲畜附加税、头发税等30多种苛捐杂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后，废除的苛捐杂税就多达46种。不仅取消不合理的税费，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里，对地租，百姓借贷的利息，都进行了严格的减免，一个全新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短短几年就让贫苦的百姓过上了温饱的生活，这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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