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副部长：积极研究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战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今日在京召开，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出席年会，在回答现场提问时指出，刺激政策的退出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渐进、温和的发展过程，同时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或者是转向，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

[马丁·菲尔德斯坦]:您和其他演讲人一道，也强调了提高普通工人和普通劳动者以及退休人员以及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性。您也谈到了一个计划，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提高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地刺激国家的国内消费。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当的一个做法。中国的养老保险计划，现在也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的是，它还要过很多年来实现它计划中的这样一个转变，来进行结构上的调整，达到它的福利的覆盖面，这在之前，可能老年人也有老年贫困的问题会继续存在。考虑到未来几年要进行的大规模的人民币的转移支付的项目，对我来说，我对这些数字也是印象深刻的。但是我也不断地告诉自己，中国的人口是超过10亿的。比如几十亿的转移支付，大概平均每个人也分不到太多的钱，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说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现在国民储蓄率这么高，国有企业的留存收益也很高，我想中国可以做更大数额的转移支付，为什么不进行更大的，比如每年进行占到GDP3%的未来五年的转移支付呢？这样迅速地提高家庭收入还有低收入的劳动者、农村家庭和退休人员的工资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谢谢。 

    [王军]:第一，对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我们觉得用一个“好”三个“不”概括当前形势的复杂性或者叫极其复杂性。一个“好”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三个“不”或者四个“不”，第一个“不”叫做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够巩固；第二个“不”，当今世界经济方面的新问题还不断地出现，比如主权债、贸易保护主义、汇率等等。第三个“不”，在国际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这么一个形势下，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就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或者是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第四个“不”就是世界仍然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第二，刺激政策的退出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角色比作上山的话，把退出政策的角色比作下山，我想退出比决定当时刺激还要难一些。为什么呢？这是由于退出政策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我能不能用这么一种表述来阐述它的规律性？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少不会像我们国家八九月份的钱塘江江潮一样轰然而来、悄然而去，它是一个渐进、温和的发展过程。

    另外一方面，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比如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财政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而且需要艺术化的来操作。

    尤其是我还想强调一点，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所取得成就，或者明显成效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共同应对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或者是转向，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 

    对国际间的协同，我是这样看的，要协同，协同很重要，这是一。二，协同很艰难。尽管艰难，还是要积极地去协同。三，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决定。当今世界非常非常的复杂，有的国家还在准备加大刺激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的国家已经开始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自己的刺激政策，所以，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它的政策怎么样退出。 

    四，刺激政策的退出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

    五，我相信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会平稳着陆。我们常用一个词叫软着陆。 

    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的话，1993年以前的14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有3个特点：一，有实无名，不叫财政政策，但是实际上实施了财政政策。二，两极运作，要么积极，要么紧缩。三，变动频繁，14年至少有7次之多。后1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财政政策来讲一共实施了四次，它也有三个特点：一，有实有名，二，趋缓趋圆运动，或者趋中运动，增加了中性的财政政策，或者向中性回归。三，应对自如。这是31年来中国财政政策基本的一个走向。这个走向说明了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娴熟地驾驭经济走势。所以我坚信，我们这次政策的退出一定会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择机决策，而且会平稳退出，实现软着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您谈到为什么不能够有更多的人民币来转移支付。我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达到了30600亿，增长7%，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我们去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这是一。二，是在中央本级的支出减少5%的情况下增加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三，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央和地方在收入上的比例分配大体上是这样的（几年来的平均）：如果说100块钱为单位，中央收53块钱左右，地方收47块钱左右，中央支23块钱左右，地方支77块钱左右，而且中央本级支出的比重，十多年来在持续地下降，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比重在持续地上升。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地改进转移支付的制度和办法，不断地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让各地区更加均衡、协调的发展，让老百姓能够更多地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谢谢您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