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关键在社会改革

    在世界经济低迷和内需不振的双重压力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向式微，扩大内需终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

    在10月2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中，“扩大内需”首次成为独立章节，而且被列为“十二五”规划十大任务的首位。

    《建议》提出，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建议》还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中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扩内需战略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说明各界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达成共识。在今年6月份的《求是》杂志上，李克强副总理曾专门撰文指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

    在这篇文章中，李克强还列举数据认为，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在各大国中是较低的。我国人口多，幅员广，回旋余地大，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扩大内需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扩内需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认识来之不易，但如何扩内需，能否真正落实，有何路径可依赖，则犹存变数，说法也不一。

    回顾历史，扩内需并不是第一次提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提出要建立消费性社会，但因为缺乏政策意向，也缺乏得力的措施，国际环境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所以扩内需喊了十多年，但未见实质效果。

    如今，国际市场持续萎靡，如果国内需求迟迟跟不上，企业生产的东西就卖不出去，这将导致产能过剩，企业关门，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社会不稳定。所以，这种逼出来的扩内需，需要我们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更需要实质性的措施来拉动。

    那么，出路何在？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套确实需要；建材下乡、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也可以为农民带来一些实惠，但从长远看，这些措施只是应急之举，且无法持续。

    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认为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

    城镇化通过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居民消费，拉动投资需求，确实可为内需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但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农民即使进了城，也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等，存在“住不起、待不下”的局面。

    很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城镇化，城镇化并不必然带来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拉动，而是需要有消费能力的居民。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首先是“需要”，更重要的是“有能力要”。目前比较广泛的问题是，居民即使想“需要”，也“没能力要”，或者“不敢要”。

    为什么“没能力要”、“不敢要”？道理很简单，因为存在后顾之忧。在一个看病没保障、上学费用高、买房花大钱的现实下，大家都有种不稳定感，宁可生活质量差一点，也要多存点钱备用。在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好的国家，存钱成了一种多余之举。

    很显然，一个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的国家，是很难建立起消费社会的。所以，扩消费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建立起社会保护机制，用社会保障来鼓励居民消费。

    可是，长期以来，因为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很多地方，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还为了发展经济，在不断透支和牺牲社会保障机制。比如医疗和教育领域的腐败和畸形发展，就是因为过于强调其市场化和营利性，而忽视其公共性。

    扩内需，需要从经济上进行结构调整，更需要从社会层面进行改革；不仅需要在经济层面上调整收入分配与税收、调整民营与国有的比重、均衡利益关系等，更需要通过社会改革，不断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要让大多数人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是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和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