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摊贩从此幸福了吗

　　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一纸裁决，让“印度全国街头摊贩协会”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很多媒体上。

　　此事缘起代表印度全国22个邦、540个团体会员的“印度全国街头摊贩协会”对德里市政府的控告。为了之前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德里市政府将街头摊贩驱赶出城，而最典型的，就是把位于新德里最干净的、最发达的萨洛吉尼广场市场周边的无照摊贩赶走，这引起摊贩及其组织的强烈反弹，这才有该协会将德里市政府告上最高法院。

　　印度最高法院正式对此事作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对宪法的解释和对类似案例的示范作用，所以对印度摊贩来说，这具有历史意义。

　　其实，以往的印度并不是一个特别看重别人看法的国家，颇有点我行我素、孤芳自赏的味道。而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已使城市不堪重负，并且政府也有样学样，学习别国举办大型活动的经验，开始重视起外界的眼光与看法来。于是，街头无照小贩这道“不雅”的一景，才成为政府的一块心病。

　　在起诉时，“印度全国街头摊贩协会”认为，政府驱赶摊贩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外国人展示德里的干净与美丽，而德里不光是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城市，它也应该是穷人的城市，这样可以展示文化的多样性。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添油加醋采访摊贩说，其一天只能挣三四美元，一家几口靠其养活，如果被驱赶，只能先毒死孩子再自杀。

　　这真是惨不忍睹，莫辨真伪。不过，以我在印度的长期生活经验，在萨洛基尼这样的旺地摆摊，却只挣这点钱，那可是鬼才相信。

　　在印度，冠以“全国”、“印度”的各种民间组织多如牛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成了这些行业组织的重要工作。和政府“讨价还价”，是印度的一种政治生态。由于这些组织掌控了大量的社会力量，所以政府工作人员也对其让三分。政治人物从选举考量，更是对其加以利用。有些组织发展壮大后，将其支持的对象送上权罚的顶端，这种事情并不鲜见。

　　印度民族文化的随性，也是印度城市恶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迄今为止，印度人还没有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出生证、护照、驾照、选举证都是合法的身份证明。这次摊贩被赶，他们就会拿出自己在德里的选举证说，我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为什么赶我走？印度气温高，适宜户外生活，搭个棚子就可居住下来，所以大量农民进城，根本无法统计人数。

　　另外，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离不开摊贩的生活方式。譬如说饮茶，即使最穷困的清洁工和建筑工，工休时间也会端起垫着盘子的茶杯，喝一杯煮出来的印度奶茶；很多蓝领，即使衬衫领子磨毛起线，熨出来的线也要挺阔笔直；有人想抽烟，会从摊上买一支过过瘾。我们谓之“穷讲究”，但确实是其在困苦的生活中，内心精致化和人的尊严的一点点追求。这些都只需要小钱，但都需要街头摊贩完成。

　　鉴于印度社会有1000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摊贩这样庞大的群体，印度最高法院才会有如此裁决，“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

　　在当今印度社会，尊重表达的权利和法律的尊严已成为共识。笔者和一位印度政府高层官员谈过，当讲到印度发展速度和社会表面的无秩序，应该用雷霆之力解决问题时，他也一时语塞，但经过思考他说：“我们还是应该给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权利。”基于这种认识，印度最高法院的裁决有其思想渊源和基础。

　　对法律的敬畏，是印度社会遇到矛盾时寻求的解决之道。譬如印度前人民党领袖、总理瓦杰帕依在领导印度教徒捣毁阿约提亚清真寺、要求恢复其前身是大神罗摩庙的冲突中，因导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3000人死亡而声名大噪，但当他成为总理后，并没有用行政命令处理此事，而是将这一棘手问题交给最高法院来裁决。今年9月30日，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当地一个宗教组织分享这个圣地的所有权。各个组织基本平静接受了这一裁决。

　　但印度也不完全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国家，印度街头摊贩的命运从此改变也未可期。在宪法中，印度的种姓制度早已消除，但在现实中，低种姓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依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印度街头摊贩想要在大城市不受干扰地生存，还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