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贷款应唤醒“沉睡资产”

　　“无论以后改革发展的到什么程度、什么境界，服务‘三农’的责任永远不要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说。

　　2008年，重庆农商行挂牌，成为全国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农商行。截至今年8月末，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2645亿元，居全国第20位、全球第481位。

　　在整体“长大”的情况下,重庆农商行对涉农贷款热情不减。截至今年8月，重庆农商行的涉农贷款余额达477亿元，占各项贷款的40.73%，比农商行成立时增加180亿元，增幅60.59%。考虑改制以来核销、置换因素，涉农贷款余额为535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3.49%。

　　大量的农业贷款并未影响重庆农商行的利润。2009年重庆农商行实现利润总额19亿元，2010年前8个月实现利润总额27.7亿元，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重庆农商行摸索出了“以城带乡”的路径，即将所有下属机构分为城市支行和三农支行，在保证三农支行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城市支行再对其进行反哺。

　　与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不同，重庆的经济格局是“大城市带大农村”。因而，其改革也就具有全国范围的试点意义――农业人口占比超过50%地区的农商行该如何改革、发展。这也是当初相关部门同意重庆农信社改制翻牌为农商行的意义之所在。

　　涉农贷款占比40.61%

　　《21世纪》：银行资金配置存在“虹吸现象”和“马太效应”叠加的问题，县域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如何保证资金下乡？

　　刘建忠：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资金总是趋向投资项目多、效益好、有安全保障的城市流动。重庆农商行改制以来一直坚持“改制不改向，改名不改姓”，结合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市情，始终把县域作为农商行最主要的业务阵地。至年8月末，涉农贷款余额477亿元，占贷款余额的40.73%，比农商行成立时增加180亿元，增幅60.59%。

　　《21世纪》：重庆农商行做了哪些安排，保证农业贷款？

　　刘建忠：为了尽量降低“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对当地县域经济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资金“取之县域，用之县域”。

　　比如在机构设置方面，将全行划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两大板块，将主城区支行和总行营业部划为城市业务支行，主城区以外的31家支行划为“三农”业务支行。

　　在总行经营管理层下设立了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专门研究全行三农金融业务的发展战略规划；单独设立三农业务部，推进业务的管理和发展，设立农户金融服务中心、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中心、农村金融产品研发中心，专司三农业务指导、条线管理、营销服务、激励考核等职责。支行层面，专门成立“农户贷款中心”。

　　《21世纪》：传统意义上说，农业贷款的风险比较大，在加强考核的情况下，员工做农业贷款可能面临收益和风险不对称。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刘建忠：首先将农村业务支行的考核利润绩效计提比例由10%提高到12%，也就是说，在同等利润的情况下，农村业务支行可提取更高的绩效。城市支行和农村业务支行同样取得1000万元的利润，城市业务支行可提绩效100万元，农村业务支行则是120万元。

　　其次，考核各支行利润时，对各支行农户贷款、农业产业化企业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其他经济组织直接用于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流通等用途贷款按其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经济利润。

　　此外，在18家三农业务支行的35个分理处进行农户贷款改革试点，直接按农户贷款利息收入的20%奖励客户经理。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在6家支行的6个分理处试点农户贷款管理改革，探索试点客户经理制，将农户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奖励给信贷员，提高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今年将试点的范围扩大到18家三农业务支行的35个分理处。至8月末，认购贷款7.49亿元，比试点时增加1.6亿元，不良率0.97%，累放贷款超过1万笔，金额近5亿元。

　　四是在当前宏观调控加强的前提下，坚持不控制“三农”业务的信贷规模，要求区域中心支行和农村业务支行按不低于当年存款增量的50%或贷款增幅不低于存款增幅的原则确定“三农”贷款的增量计划。

　　跨区经营不局限于并购

　　《21世纪》：去年你们在江苏张家港设立了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云南的村镇银行也在筹备之中。黄市长此前曾提出，希望重庆农商行逐渐在长江上游设立分行，实现跨区经营。村镇银行在重庆农商行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

　　刘建忠：这是我们进一步解决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可得性，实现农村金融普惠，积极探索支农新方式的重要举措。农村金融机构及服务体系一度相当薄弱。直到2009年末，全国还有2000多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

　　其次，发起组建村镇银行，除了能达到延伸业务触角和范围的目的外，更为“实际”的一点是，在本地区既定数量的村镇银行名额内，抢先布局，在未来激烈竞争中赢得先机。第三是，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差异化竞争，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21世纪》：今年银监会下文鼓励优质的农商行兼并重组地方信用社。重庆农商行有无这方面的考虑？

　　刘建忠：未来如何实施跨区域发展，将根据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结合地方实际而采取最适合的方式，在业务发展思路上坚持规模与特色并举的发展模式。

　　至于是否会以并购一些负担较重的农村信用社，实现跨区域发展，我想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当地农村信用社的财务状况，希望其不良资产的消化和利润持续增长在未来稳步经营和发展中是可以实现的。二是业务经营是否满足当地经济发展。三是与我行战略发展布局相适应。重庆农商行成立后，提出立足重庆，面向西南，辐射全国的战略发展方针，最近几年来，我们在重庆市的市场份额稳步提高，初步走出去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未来我行的跨区域发展，在结合当地实际的前提下，既不排除通过并购一些地方农信社来实现，但也不会仅仅局限于此。

　　农业贷款应唤醒“沉睡资产”

　　《21世纪》：国务院出台了很多措施鼓励农业贷款，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贷款还是很多银行不愿意做的业务。农业贷款最大的风险和困难在哪里？如何解决？

　　刘建忠：三农业务最大的风险在于农业自然风险大，受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比较严重；其次是信贷担保缺位，如农房、农村土地等三农重要资产目前法律规定不能抵押；以及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缺失，缺乏相应的农业保险和政策补偿。

　　这些我们在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探索，比如以信用风险为重点的三农业务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从准入、流程、考核等多个方面，对三农业务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完善“三农”信贷业务定价模型，合理确定不同类型“三农”客户的贷款利率，提高利息收入覆盖风险的能力；引入保险机构对业务风险进行补偿，如向贷款客户提供“安贷宝”、“安信宝”等产品，合理对冲贷款风险；积极引入担保公司对三农业务贷款进行担保。

　　重庆农商行县域业务不良贷款率连年下降，拨备覆盖率不断提高。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余额从成立时的82亿元降至32亿元，不良率由11.5%降至2.73%，拨备覆盖率由42.3%上升至167.2%，拨备充足率由103.3%上升至344.9%，彻底扭转了风险突出的局面。

　　不过，农业贷款不仅是一个纯商业性的活动，需要多部门的配套措施。比如，当务之急要解决三农信贷担保难问题，尽快出台农房、农村土地抵押相关法律法规，唤醒农村“沉睡”的资产。

　　《21世纪》：“沉睡”的资产有多大规模？

　　刘建忠：2009年重庆市有农房面积9亿平方米，宅基地面积近600万亩，承包耕地面积超过2000万亩，林地面积约6200万亩，粗略估算可作抵押价值约6000亿元，若按30%的抵押率，可融资1800亿元。

　　但目前除林权能抵押外，其余都不能抵押。所以能不能通过一些手段，在保证土地总面积、耕地性质、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土地、房屋相对完整的产权，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的处置权、收益权和抵押权，使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物权化、股权化，土地能够按照市场效益原则自由流动，真正反映农民土地、房屋的价值，从根本上解决三农贷款抵押品缺乏的问题。

　　这样对于银行而言市场空间放大，风险也会降低，农户则可更大限度的获得贷款。目前我们在石柱支行进行了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尽管在县房管局进行了抵押登记，但在农房处置、转让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政策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