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行业推手十年窥见

　　刘钊没有用“十年”来限定奢侈品行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不能遗忘奢侈品行业进驻中国市场的上世纪80年代末，“过去十年发展很快，但我觉得不光是这十年，可能有更早的积累。”

　　至于2000年至2010年这个阶段，刘钊认为受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奢侈品消费者之中的年轻人群（“他们经过十多年的熏陶”），“与海外市场的下滑以及经济不景气相比，我们的市场更繁荣一些”。

　　其后的发展在刘钊看来“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内某些大型百货商店内，奢侈品牌的试探性开店，“北京王府半岛酒店和上海商城内，有些奢侈品品牌开设了专卖店。这些是试探性的开始，目前则已遍地开花。”奢侈品行业在中国显示出更多信心与决心，则是不容忽视的第二阶段，品牌的大型活动越来越多。

　　到2006年，历峰集团（Richemont）被获准使用毗邻紫禁城的太庙，将旗下全部高端手表品牌展示而出，这场名为“钟表奇迹” 的展览向1000多位中国显贵展示了600多款手表。展览回顾几个世纪来的精密制表工艺，仿是日内瓦高级钟表展（SIHH）的微缩版。更重要的是，历峰希望开始着手重建将优质钟表引入中国的传统，这次重新熟悉无疑十分必要――事实上，包括历峰在内的公司正摩拳擦掌，对中国市场以及热衷钟表的消费者寄予厚望。

　　奢侈品品牌在中国越来越多投入，刘钊亲自参与的“真正的大手笔”是当年几乎轰动全球的Fendi长城fashion show――2007年10月19日晚，居庸关长城烽火台两边升起了双F标志的大旗，刘钊表示，“参加活动的客人看到了最美的一面，它也被评为全球最佳公关案例”。Karl Lagerfeld 携芬迪（Fendi）2008年春夏时装登上长城，他起用的88位模特中有很多中国模特，很多服装亦是刚在米兰时装周上演绎过的。而LVMH主席Bernard Arnault道出了选择这个地址的原因，“因为在未来的25年中，这里将是世界经济最快的增长点，Fendi希望在这个国家占有一席之地。”

　　在回忆了奢侈品行业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刘钊觉得法国精品协会的非商业活动应该被记住，“协会每年只选一个国家举办活动，而且是绝对不重复的”，在2005年，法国精品协会旗下的51家奢侈品公司在上海恒隆广场举行奢侈品展――在海外举行如此规模的展览，聚集如此众多的法国名牌，尚属首次，展览非常成功。

　　在采访的最后，刘钊表示，尽管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呈上升趋势，这将继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消费者信心高涨，奢侈品市场将继续扩大，但始终要关注到，奢侈品并非物质享受以及炫耀性消费，其背后的文化与生活态度值得大多数消费者去投资，而非投资下一个钱包或手表。

　　《21世纪》：您当年进入奢侈品行业的原因是什么？

　　刘钊：我在1990年加入Dior，当时也不知道奢侈品将会有那么大的发展，只是因为年轻人喜欢新尝试。如今，我喜欢做新鲜的事情。

　　《21世纪》：您如何定义“奢侈”？

　　刘钊：奢侈是一种生活态度，享受生活的态度。你有这个经济能力，过得精致一点，毕竟它是一个消费品。这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是从没有（奢侈品）开始，你可以自己去感悟。

　　此外，奢侈品在过去是少数人的消费，如今，越来越大众化，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以奢侈品活动来说，以往必是在乎所有嘉宾的感受，现在举办活动甚至有好几千人，高级消费者是没有兴趣，什么是真正的高级品牌，每个品牌有自己的做法，消费者会自己辨识。

　　《21世纪》：作为一个时尚推手，你如何让大家体会到奢侈品的魅力？

　　刘钊：在奢侈品行业中，最难的一点是互相了解，真正感受到对方的文化，具有共同的起点……这与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有关系。我想自己做的是文化交流，一个桥梁的作用。比如，在餐后，我会把中国的茅台、文君、五粮液推荐给西方朋友，或者是听一折15分钟很美的昆曲，这样就很好。

　　《21世纪》：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策略日益多样化，甚至有品牌投资了本土设计师、创建全新高端品牌，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刘钊：谁投资并不重要，关键是它的经营方式，培育本土品牌以及设计师。其实，中国有好多传统文化与工艺，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脱节或者说断层，现在有机会恢复，结合现代生活，我总觉得这是件好事。

　　《21世纪》：在您看来，中国这个新兴奢侈品市场与成熟市场有哪些差异？

　　刘钊：差异性之一是消费者的年龄普遍年轻，40岁以下，甚至20多岁，并且，大家买的都是“看得见”的东西，还是很局限性，买有logo的东西。我觉得，香港消费者买得更成熟，并非炫耀性的，奢侈品消费在欧洲来说，其实不光是买产品，还包括服务，豪华酒店、高级美食、看歌剧芭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