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股票市场套现潮

　　任何股票市场，套现都不鲜见，制度设计的完善与否，决定其表现为个案还是群体性的浪潮。

　　文/本刊记者代永华 特约撰稿 望 绵

　　套现对于成立于1968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也并不鲜见。1985年微软上市，一年后，就有23名高管离职套现。2007年10月26日，微软股票冲到了35美元，创下了此前6年的新高，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以及多名微软高管纷纷通过出售股票或行使期权获利。单是盖茨和鲍尔默的资产就通过套现陡升数十亿美元。

　　2006年5月，Google股票价格稳定在345~394美元之间，Google管理层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抛售股票总价值达到65亿美元。其中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更是交易数十次，最高一笔交易了14多万股，套现5400多万美元。

　　而在2006年8月，在思科股价不断上涨的利好下，其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开始大量套现，一星期内，钱伯斯通过出售股票和期权共套现1070万美元，而根据他制定的4年销售股票的计划，他将出售价值3亿美元的股票。

　　实际上，这并不稀奇。2010年，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分别在2月、5月、8月以及11月连续抛售其所持亚马逊股票，套现总额则超过了7.91亿美元。

　　但对于纳斯达克来说，高管套现只是个案，远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浪潮。因为，在1990年代的高估值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低市盈率一直在为纳斯达克的稳定成长保驾护航。

　　更重要的是，纳斯达克在制度设计上，有周到的考虑——退市机制。纳斯达克开市以来，虽然有6000多家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但也有2000多家企业退市。因为，一旦企业被认为不再具有成长性和市场价值，就退出市场，连带效应就是经理人的职业失败记录，对于那些套现侥幸成功或未遂的管理人，其职业声誉都将会因此受损，作为道德风险影响到他以后的发展。这也是一种惩罚机制：为了套现是否愿意失去“未来”？

　　不过，中国创业板当下只能苦苦等待退市机制，而为人诟病的“三高”，实实在在地给了高管们“落袋为安”的冲动。然而，放眼中国上市企业，套现潮从不陌生。

　　2010年2月23日，随着上市3年锁定期结束，中国平安由员工间接持股的8.6亿限售股上市流通，1.9万名权益人套现385亿元，人均超过200万元，创造A股史上最大套现潮。而当时的认购成本仅为1.76元/股，不包括分红在内，其股权投资收益已经高达25倍。

　　而回过头看2009年，中国上市企业更是集体出现套现狂热症。

　　随着证券市场人气的回升，从2010年6月1日到6月29日，中小板公司高管及其亲属总共减持4600余万股，套现超过9亿元。其中，仅金风科技董事长、总裁等多名高管就合计卖出1813.91万股，总计套现金额高达6.06亿元。而董事长武钢和总裁郭健分别套现约1.42亿元和1.05亿元，更是成为当月高管“套现之王”。

　　与此同时，回暖的股市，也让多家IT公司高管纷纷套现：网易董事长丁磊出售20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套现7316万美元；金山软件副主席雷军则连续3次共减持350万份股份，套现金额超过1500万港元；腾讯管理层则实现集体套利，其中总裁刘炽平套现1591.6万港元，高级执行副总裁张志东套现7914.5万港元。

　　而这一年也成了多家中小板公司的控股股东的“裸退”之年。面对二级市场解禁之后令人垂涎的巨大获利空间，控股股东或是大手笔减持，或是“退位让贤”，或是“全身而退”。

　　中路集团、中科英华、熊猫烟花、宁波韵升4家上市公司，“轮番上阵、接连减持”，上演了热闹的套利游戏；汇通集团第一大股东深圳淳大投资，则在连续4次减持之后，从汇通全身而退；大元股份的大股东大连实德投资，在经过连续9次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减持之后，成功实现“退位让贤”；国恒铁路原大股东赤峰鑫业投资在通过多次的大宗交易减持后，持股量骤降至3万股，将控股权拱手相让。

　　中小板公司高管的套现游戏延续至今。2010年10月，远望谷董事长徐玉锁于公司三季报公布当日一口气减持611万股，套现1.53亿元；山下湖和保龄宝两家公司以总裁为首的一批高管，也于三季报发布次日集体减持。耐人寻味的是，这3家公司的三季报全部预喜，此时高管借势大举出逃，或代表产业资本认为公司股价已经高估，而丰收的背后，或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