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改名得失互见

　　裴钰

　　近日，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又一次为“城市更名运动”推波助澜。

　　“襄阳”作为行政区名，源于西汉初年设襄阳县。1983年10月，襄阳和樊城合并，称“襄樊市”；如今，又改回“襄阳市”（地级市）。

　　城市更名，古已有之，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更名运动”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围绕文化旅游的主题，风景名胜地纷纷华丽变身：以风景名胜、特别是世界遗产作为城市名称，并从县、乡级层面逐步上升到地市级，30多年来，愈演愈烈。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湖南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四川灌县改为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改为武夷山市，四川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

　　地方政府搞更名运动，主要有两大动机：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机。地方政府热盼通过更名，力推旅游产业转型和升级，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现代旅游意识。比如，泰国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芭堤雅市，前身是个小渔村，由于芭堤雅海滩而闻名于世，泰国政府为了大力发展度假旅游，特设“芭堤雅市”。第二，地域文化塑造的动机。通过更名，积极传承地域文明，构建区域核心价值观。比如，1990年，湖南将湘潭县辖属的韶山区，撤区设市，更名为“韶山市”（县级市），塑造当地“毛泽东故乡”文化。

　　此次襄樊更名为襄阳，则是把两方面融合在一起，既利于塑造地域文化价值观，放大区域文化影响力，又能从根本上促进本地旅游业发展。“十一五”期间，襄樊（阳）优先发展以隆中为龙头的三国文化旅游区，规划面积209 平方公里，今年预计接待旅游者100万～15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8亿～10亿元，计划最迟到2013年，襄樊（阳）把古隆中打造成国家5A级景区。如此，“襄阳”无疑是最有力的区域文化品牌。

　　但城市更名也有基本原则，即专名要专，要符合文化传统。建国以来，城市更名亦有失败的个案。

　　山东省泰安市之名，取“泰山安四海”之意，1958年6月曾改称“泰山市”，但是，泰山方圆426平方公里，山体主要分布在济南、泰安、长清和莱芜，只是其主峰位于泰安，因此，“泰山市”专名不专，同年12月又改回“泰安市”。

　　再如，湖北荆州1996年前为“荆沙市”，取“荆州”和“沙市”的第一个字，现已恢复古名“荆州”。这种简单合并的更名方法并不科学，既切断了地域历史，也失去了区域的文化品牌效应，世界各国设计地名也极少采用这个方法。

　　由此可见，襄樊（襄阳+樊城）更名为襄阳，也是事所必行。

　　其实，风景名胜地更名的成败关键，并不是其文化内涵的追溯，而是处理好风景名胜地和旅游依托城市的关系。

　　以尼亚加拉瀑布为例，其依托城市是纽约州的布法罗市，该市是铁路、公路和航空的枢纽，是游客前往瀑布区的交通中转站，但布法罗并没有更名以贴合尼亚加拉瀑布，而是瀑布脚下的小镇更名为“尼亚加拉瀑布城”。由此可见，更名地区宜专不宜杂，宜小不宜大；此外，依托城市应维持自身名称的固定性和延续性，不必更名，以避免交通混乱，辨认不清。

　　笔者认为，对此次襄阳更名，不必盲目批判，也不必盲目赞扬。城市更名仅仅是提供了旅游发展利好、便于招商引资的可能性，对今后的发展收益影响较小。即使城市不更名，也能促进本地旅游业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城市更名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比如，黄山市的更名引起较大争议，但其辖区的上市公司黄山旅游（SH.600054）在2009年，营业收入约为11.28亿元，净利润约1.6亿元。2006年—2009年，黄山旅游的营业收入年均递增9.4%；其净利润年均递增7.57%，真正做到了又好又快发展和优化保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家界市的更名争议较少，但张家界旅游（*ST张股）由于资本市场经营不善，在2009年，净利润约-4136.6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109.98%，流动比率0.091，速动比率0.088，连续两年巨亏，面临退市。

　　襄阳更名是积极的，但更名之后怎么办？

　　2009年襄樊（阳）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16.7：47.9：35.4，其第二产业增加值575.32亿元，同比增长19.9%，是典型的工业城市。全年接待入境旅游者3.67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只有1571.58万美元，接待国内旅游者993.21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60.94亿元。

　　由此可见，襄阳旅游业尚处于较低层次，其结构性的矛盾远远不是更名即可解决的，关键还是要靠当地切实提升相关企业的治理水平，以及通过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强力带动地区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发展的层次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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