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应实现三大转变

　　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2011年是中国新的“五年计划”的开端，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岔路口，中国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潜力如何，还有哪些优势可以挖掘，这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大的战略性议题。

　　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以往的国家盈利模式在大多数要素价格上涨面前已经发出预警。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之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通缩通胀、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交织，这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特别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严重依赖政策刺激，并且没有有效跟进促进中期增长和长期结构调整后续政策的前提下，未来全球经济依旧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轨道，中国依旧会遭受来自外部的不断冲击和挑战。

　　但就危机带来的机遇而言，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除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还来自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目前恰恰是中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

　　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低成本时代渐行渐远，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的问题，除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产业转移、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外，还应重视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响，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才能预防民工短缺等类似现象的出现和造成的冲击，并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人力资源准备，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良性互动。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当前全球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分工体系正面临着国际收支体系巨大不平衡的困扰。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本应在本国内部实现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组。而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供给方，正面临着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场萎缩；而依靠消费信贷缓解经济矛盾的发达国家也因债务导致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约束会进一步显现，这种趋势就会倒逼中国发展驱动转向内需，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的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资源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

　　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90.6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2.6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验，中国如何将资本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金融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