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胀需要增长模式转型

　　社论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在8%左右，CPI涨幅在4%左右。这意味着间接承认通胀具有长期的压力，如果将明年CPI目标定在3%的话，可能会屡被突破而失去政策目标所传达的约束性。

　　通胀已经是这个社会“迷茫的焦点”，一些经济学家总是将它解释成为暂时的结构性的，也就是说，通胀是可控的。这鼓励了抑制通胀的政策短期化趋势，比如限制价格、增加供应或者紧缩一下货币。如果说，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起初阶段或者中途，出现的通胀可以理解为暂时的现象，它们大多是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由局部的供求失衡问题引起的，如2003年中国出现电力供应不足以及粮食短缺引起的通胀。

　　近些年，“中国模式”的说法颇为流行，代表了一种对中国经济长达30年高速增长的总结。基于这种成功，一种普遍的预言认为，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持续高增长直到2050年。但坦率地说，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判断，因为它忽略了经济周期，几乎没有人在意经济周期的问题，很大的原因是基于30年的高增长。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超越经济周期从而只保持一种发展状态。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唯一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这种先例。从1928年到1937年，前苏联成功的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为工业化国家，而在这个期间西方正在经历大萧条。二战之后的前苏联经济更是发展迅速，并在科技创新上与美国并驾齐驱，日本在战后到1980年代也创造了持续的繁荣。但是，日本因泡沫破裂失去十数年的增长。

　　前苏联增长的秘诀就是计划型投资，而他们在教育和创新上也做得较好，日本所代表的“东亚模式”异曲同工，就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或许是混合了两者的模式。中国增长模式对投资和出口形成的依赖，需要在进一步经济转型中得以解决，这也是转型的主要任务。

　　目前，需要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因为生产产能和基础设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剩，持续进行投资可能会加剧流动性过剩条件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比如那些资金充裕的私人制造商转向资产或资源炒作。而西方经济体需求的萎缩与美元贬值趋势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出口导向模式带来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考虑升值，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和热钱威胁可能会越大。

　　这意味着，就经济周期而言，便宜的资金价格可能已经不再有神奇的作用。可以回顾一下美国在二战后，在凯恩斯政策的主导下，1970年代遇到了滞胀。因此，目前的通胀不是经济运行中的暂时通胀，而是一种特定的周期性增长的结果，更何况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也面临社会老龄化的挑战。

　　这种局面显然不能通过单纯的限制价格、紧缩货币所能解决，这不是简单的通胀问题，而是发展模式需要重大的转型。因为到了经济周期的尾声，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将会失去紧缩的弹性，经济体系经不起货币紧缩的冲击，比如日本1980年代末和美国2007年的持续紧缩最终制造了危机。因此，利率和汇率政策需要改革，以此来打击炒作和抑制通胀。

　　同时，中国需要实施系统性的改革，比如减税、打破垄断、改革教育并制定鼓励创新的体制、健全社会保障、让政府和经济活动的边界更加清晰、要素价格市场化等，这意味着要进行广泛的系统性改革。现在，应该果断地推进改革而换取时间和空间，保证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