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顶层设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意义深远，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一是在“十二五”时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也将“多头并举、协调推进”；二是抓住战略机遇期，从大国走向强国需要“顶层设计”；三是顶层设计意味着将对中国利益结构做出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从“国富”走向“民富”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触动根基才能有所改变。

　　自古“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必须“顶层设计”才能“纲举目张”。“顶层设计”不是一个新名词，它是系统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就是用系统论的方法，以全局视角，对系统建设的各方面、各层次、各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和谐各种关系，确定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路径，并适时调整，规避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提高效益降低成本。

　　系统工程的学科背景使笔者深知“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中国经济总量今非昔比，作为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体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也越来越多，通胀问题、高房价问题、环境治理问题……如何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源头上化解积弊，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首先，全方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建设首先发力，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成为经济攻坚的瓶颈。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等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而文化体制改革民主体制改革也出现了短板效应，不利于经济改革的纵深推进，因此，多领域改革必须通过“顶层设计”，齐头并进。

　　其次，强国崛起需要“顶层设计”。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是一个金融大国。全球金融危机促使我们思考：以怎样的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来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保护好人民币资产等等问题确实是最为严峻的政策考验。因此，中国应以解决内外经济失衡为着眼点，在货币政策、汇率制度、“资本池”政策、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对策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实施“工业立国与金融立国并重”的长期战略，做出整体谋划。

　　再次，根本化解深层次矛盾需要“顶层设计”。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核心。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由于这会触及中国原有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这也是国家为何提出要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财富的分配都是一次重大革命，而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改革更是触及重重积弊，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系统工程。要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不仅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还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贫富分化日益加重的趋向，要 “增减并举，激励得当”，凡此种种都需借助“顶层设计”的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

　　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顶层设计”意味着政府要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这艘巨轮当好“舵手”，当好“总设计师”。“顶层设计”将对政府和市场做更加准确的定位，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市场也不能替代政府，如何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既要打破垄断资源减少市场扭曲和外部性、更要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