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藏富于民是改革发展方向

　　作者：周德文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最大的亮点是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转变。

　　■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执政理念又向前迈了一个大步

　　■“藏富于民”是未来改革发展大方向 “藏富于民”在政策层面正式登堂入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最大的亮点是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转变。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物质基础，此时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执政理念又向前迈了一个大步。

　　“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

　　中国的GDP，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中国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度创造奇迹。本年三季度GDP增长9.6%。事实上，与一季度的11.9%、二季度的10.3%，这个数字还不算快。单从这些数字来看，“国富”

　　的大格局已然形成。

　　不过，“国富”并不是终极目标。让平凡的人们，能从“国富”的大背景下获益，是一个国家富强的终极目的。

　　相关机构2010年援引的一组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200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3600美元，排在全球的第106位。而美国在这一年的人均收入为4.224万美元，是中国的11倍之多。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国富”而民不富悖论的产生。

　　一是人们从国富中分配的蛋糕过少；二是人们的创富能力和条件不足。人们从国富中分配的蛋糕过少，主要源于初次分配格局的不均衡。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国家繁荣与否与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而发达国家占到50%左右。人们的创富能力和条件不足，抛开个体因素，如性格、受教育程度、地域差异等，不能忽视垄断这一关键因素的存在。

　　这里所讲的垄断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垄断，是广泛意义上的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垄断，这是由中国改革不够彻底导致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潜力的巨大释放，改革既来自经济层面，也来自政治层面。不过，改革并不是同时进行的。与政治改革相比，经济改革更容易一些。经济改革所触犯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损失更方便补偿，而政治改革所导致的利益缺失，很难启用经济补偿机制。补偿机制的难确定性，导致政治改革难以在深度与广度上与经济改革相匹配。

　　经济改革导致大量富人产生，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发现，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创富机会不再是无限膨胀的，越来越有边界，趋向此消彼长。富人大量产生，资本越来越集中，他们不断占有上行的机会，留给其他人的机会则不断萎缩，“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迅速膨胀。

　　权力在社会的垄断仍然风行。政府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具有权威性，但单个的政府官员并不具备这种功能。然而，很多权力拥有者，擅自放大了自身的权力，把自己当做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如今，“官二代”与“富二代”一样，成为民众认定的社会不公平的突出标签。最近河北保定某“官二代”高调喊出的“我爸是李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权力的垄断已经渗透到经济、法律乃至更多层面。

　　更可怕的是权力与资本并不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他们可能会互相“谄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产生。资本依附权力，权力过多介入市场，直接对经济进行微观干预，无视法律的存在，不公平的创富游戏规则由此而生。

　　垄断大量存在，导致社会的创富天花板很低，人们的上行空间出现板结。危险的不是从贫穷转变为小富，而是在大时代的机遇面前走错了路。大方向，不能错。“藏富于民”，才是未来改革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