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投资过热令人担忧

　　中国投资热之忧

　　余永定

　　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可就在战略和经济学家忙于推测中国的发展道路，预测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内情绪在2010年却显得既严肃又克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当然，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绝非一帆风顺。纵观历史，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数十年停滞不前，最终退回到低收入国家的例子不胜枚举。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最终达到了完全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发展模式的变体。但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因此中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中国为实现高速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只有后代子孙才能够真正计算清楚。中国的投资增速现在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明确体现出中国资本使用效率的低下。中国的投资热中有两方面特别令人忧虑。首先，地方政府影响很大一部分投资决策。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投资额的将近四分之一。

　　有些地方政府简直是用先挖坑再填上的方法来制造GDP。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豪华公寓、宏伟的政府办公楼和高耸的摩天大厦。 中国省级市修建的酒店可以让西方位于首都的五星级酒店相形见绌。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粉尘和烟雾笼罩着一座座大城市。国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已遭到污染。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森林砍伐和荒漠化依然非常严重。干旱、水灾和山体滑坡已经非常普遍。毫无节制的开采正在迅速耗光中国的资源储备。

　　在中国贸易和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0%和30%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继续依靠外部需求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幸的是，由于出口部门为数千万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导致这种依赖已经转变为一种结构性问题，而这意味着，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已经不单单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

　　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扩张后，中国已经奠定了世界经济工厂的地位。问题在于它不过就是工厂而已：中国经济的弱点是缺乏创新和创造力。比如单从数量上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今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达到1700万辆之多。但由中国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车型却屈指可数。

　　在这样一个以快速技术进步、创新和创造力为核心的年代，全球经济风景线瞬息万变。 没有强大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软肋。当巨人倒下时，很多人都不能幸免。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活水准在过去30年内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已经急剧扩大。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的时间已经过长，政府也未能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穷人生活水平缓慢改善之间的强烈反差激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对这种现象的反弹随时可能发生。

　　如果中国未能及时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经济发展很可能无法持续。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十分痛苦。但延误越久，调整的痛苦就越剧烈。中国今天强大的财政实力赋予了它成功调整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因为特定改革政策的特定受益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已经得到的利益。

　　中国公众最为痛恨的是官商勾结，备受尊敬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将其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打破这一联盟是执政者在2011年和今后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下，精英管理是廉政善政的先决条件。但阿谀奉承和玩世不恭的政治文化已经对精英管理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因此，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已经再次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国外，中国的崛起已经激起了钦佩、嫉妒、怀疑，甚至在某些角落已经引发了公开的敌意。

　　幸运的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存在，中国的崛起像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一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今后若干年内，在气候变化、全球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领域，作为重要全球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而且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有一点应该不言自明：互惠互利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作者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