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回避的终极答案

　　张曙光

　　临近年末，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吸引了不少眼球，但故事的结尾令人颇感困惑，程勃刺向屠岸贾的那一剑是正义得到了伸张？还是另一场悲剧的开始？程婴忍辱负重十五年的终极价值何在？当善恶之报传统理念被现代人推翻，忠孝仁义不再是人生最高境界之后，我们对所有故事的诠释总是那么苍白无力。导演们给不出终极答案，观众们也给不出终极答案，没有终极答案的烦恼在困扰着转型中的社会。

　　如果说对这些宏大高深的探索我们还可以有所等待的话，现实经济社会问题解决则没有那么从容了。2010年是我们战胜种种困难，取得重大成绩的一年，但也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突显的一年。30多年来先易后难，避实就虚，走一步看一步的改革方式愈显吃力，许多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必须做出方向性的抉择的关键时刻。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四类：一是发展与平衡的矛盾；二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三是长期目标与现实情况的矛盾；四是战略目标与技术手段的矛盾。

　　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性表现在多个方面，有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城乡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不同人群间财富增长的不平衡等等。自1992年起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到了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上升到0.44，2004年之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态势。这种不平衡是在发展中解决？还是用行政力量去扭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只能是向更有优势的地方集中；而用行政的力量去抑制资源的流动，又有违市场经济的初衷。但对此我们迟早要做出一种抉择。

　　2010年12月18日，在海淀区林萃路上为5万元差价坚守4年，号称北京最牛的钉子户终于被拆走了。在众多宜黄类流血拆迁案中，这应该是一次彰显公平的胜利，但媒体们未能给予更高的评价。这一户人家4年来对这条道路造成拥堵的社会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同样问题也在困扰着行政部门。12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有学者称第二稿与第一稿相比是“亮点不亮，暗点更暗”。有关被拆迁人的权利被大幅收回，行政主导的力量明显增强了。从方案修改的初衷看似乎更关注了方案的可行性。如原一稿中有危房改造须征得90％以上被拆迁人的同意。有人质疑，如果是只有89％的居民赞成怎么办？所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也必须做出选择。

　　年初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无疑敲响了劳工问题的警钟。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已经是迫在眉睫。明天会更好，但今天怎么办？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待遇可能会使中国的出口优势丧失，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加大。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我们已经发挥到极致，而其劣势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荒表明，农民工们正在用脚投票。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我们也必须做出选择。

　　2010年11月以后，中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长达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堵车奇观，原因是长途车司机担心柴油紧张而出现了恐慌性加油。而柴油紧张则是由于各地年底纷纷使用柴油发电机，大范围使用柴油发电机是因为各地方政府频频拉闸限电，而拉闸限电则是为了完成“十一”的节能减排指标。节能减排本来是有利于全球气候改善，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好事，可当政府承担起这一责任时却出现了极其荒诞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我们在制定美好的战略目标时，技术手段的缺乏已经成为致命的弱点。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是维持它的成本大？还是改造它的成本大？这也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方向性选择的关键之点，尽管人们对这种选择和答案有着莫大的期待，可我们发现目前还缺少一种寻求答案，做出选择协商或表决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缺失似乎比答案本身更为紧迫和重要。所以，在程序的正义与结果的正义之间，我们也要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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