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做结构性调整 明天就被失衡调结构

　　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被列入重大议题。2010年12月29日，商务部通报“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情况时称，过去5年，我国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9.8%；分批取消了800多个税目商品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外贸顺差从2008年2981.3亿美元历史高点回落到更趋平衡水平；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上升至世界第一位，进口总额上升至世界第二位。

　　眼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欧洲、日本则面临紧缩压力，美国经济疲软消费低迷，这为2011年外部经济失衡恶化增加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失衡是如何形成？中国如何化解经济失衡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余淼杰为大家解析。

　　贸易失衡背后是多种失衡

　　NBD：商务部通报的情况中，扩大进口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应是改变外部经济失衡做结构性调整的一个步骤。当前外部经济失衡分布态势是怎样的？

　　张茉楠：全球的外部经济失衡一方面体现在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是被大家忽视了的金融失衡，而金融失衡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大的。长期以来，金融失衡被掩盖在贸易顺差与逆差中，这也说明美国货币霸权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影响。

　　失衡的本质是发展的不平衡。上个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经济失衡，导致日元的大幅升值和资产泡沫的破灭，影响了日本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从失衡角度看，到目前为止全球划分成三类国家：一类是以资本和消费为主导的国家，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代表；一类是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第三类是中东、俄罗斯和巴西等资源驱动型的国家。美国是“知识型头脑”国家，中印是“物质生产躯干型”国家，俄罗斯和巴西等国是“资源供应手脚型”国家。

　　三类国家的不同分工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亚洲国家输出的是商品美元，俄罗斯输出的是石油美元，美国和欧洲是纯粹的美元体系。在这些美元体系里，石油美元与美元就成为霸权体系，凌驾在其他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表面上看是贸易之间失衡，但其背后还隐藏着贸易、储蓄、消费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更有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失衡，是整个产业链的失衡。

　　发达国家并不看重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虚拟经济的膨胀，美国是典型的资产膨胀型国家，是透支型消费和借贷型消费，国家就是一个完整的债务链。美国和欧洲国家金融危机之后产生了大量的坏账，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把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让发展中大国来承担起所有的债务。尽管美国目前的债务量很大，经济也很低迷，但美国国债依然畅销，资产依然受追捧，股市也创下了两年来的新高，这就说明美元还是金融资产的中心。

　　一味强调出口额会误导人

　　NBD：像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大国，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

　　张茉楠：对中国来说，GDP全球增长最快，但股市却是全球表现最差。这就说明，不仅是实体经济分配的失衡，也是金融资产分配的失衡。这样失衡对发展中大国影响最大，受损失最严重。也就是我们用双手创造出的真实财富，一转手就被美国用虚拟资产的手段贪婪地瓜分。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发展中国家高通胀，我们被征收了一遍通胀税和危机转嫁税，美国却享受了资本利所得税。

　　这还不算，在G20首尔会议上，美国又打着全球经济失衡的幌子，游说其他国家推出量化全球经济再平衡方案，也就是想再征收贸易平衡税，包括对中国和德国贸易顺差国的贸易设限新规，提出4%的上限，但中国和德国等国家都保持不予理睬的态度。实际上，造成现在全球经济不平衡是旧有的分工体系和货币结构造成的。今后，如果全球的真实财富创造中心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背离的话，这种失衡将越来越严重。

　　中国在国际化分工体系中，充分享受了红利。但目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和贸易总规模是不真实的，实际上是包括了很多跨国公司的份额。我们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量的60%以上，而加工贸易却是代工，替别人加工，高利润在两头，我们在中间的低利润环节。

　　NBD：中美外贸失衡真有那么大吗？

　　余淼杰：没有。这里面有一个计算口径不同的问题。美方在计算中国的出口时，是把香港地区的出口也算了进去；而我国商务部在计算出口到美国的总额时，是不包括香港地区的份额的。更为重要的是，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半壁江山，我国巨大的出口额并不代表着同等程度的出口附加值。举个例子，一部从中国组装完毕出口的iPod是209美元，但在我国的附加值却只有9美元。所以，在讨论外部失衡时，如果一味强调出口额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巨额外贸顺差会带来输入型通胀。由于我国外贸企业得到美元之后，必须到国家那里换成人民币。这样一来，相当于央行变相地向市场发放了更多货币。更多的货币追逐定量的商品，自然就造成了物价上涨。在这种机制下，外贸顺差越大，国内通胀压力就越大。

　　调内部结构优化外部失衡

　　NBD：外汇的结售方式对贸易和货币有直接影响，应该如何调整？

　　张茉楠：推进中国贸易平衡，就不会造成过高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会减小。贸易是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体现，如果中国经济内部结构不尽快调整到位，外部贸易结构就不会有大变化。外部失衡要靠调节内部失衡进行优化，包括加大进口、调整储蓄和投资结构。我国经济体现在外部的失衡，是国内的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反应，储蓄过多、投资过多、消费过少，所以，政府提出扩大内需政策就是改变中国经济体现在外部失衡的一条途径。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扩大内需作为唯一的途径，因为涉及很多深层次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的失衡。扩大消费需要建立一种市场化的长效机制，调整分配失衡结局。这其中就包含着一次分配、再分配、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分配、资本利得与劳动力分配、垄断力集团与民营企业的资源分配等。

　　其次，要调整金融结构的失衡。我们现在还是金融弱国，与欧美相比，虚拟金融是我们的短腿，差距很大。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尽快从官方债权国向私人债权国转变。德国和日本都是顺差国，但都没有积累，大部分的外汇储备都是居民持有，不是结售汇制。企业出口创造的外汇留存几乎是通过外汇市场自由买卖，而不是通过中央银行来购买。由中央银行来购买外汇最大的问题就是增加了外汇占款，货币被动超发。这样，又把失衡传到货币政策上。要化解外部失衡问题，涉及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只有做大手术才能管用，而皮毛式的调整不起作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今天不对经济失衡做结构性调整，那么，明天就会被失衡调整了结构。

　　NBD：贸易导向应该如何调整？

　　余淼杰：我国应逐渐采取“贸易导向”的发展战略来纠正外部过度失衡。贸易导向有两个层次：一是坚持出口，二是扩大进口。两者不可偏废。

　　扩大进口有三个好处：一是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扩大进口首先意味着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进口加工品一方面具有更高的质量，这样可使企业产品质量提高，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进一步推行自由贸易。即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进一步减免。这样一来，国内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实现优胜劣汰，从而有利于行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二是能减少通胀的压力并改善经济结构。如果国家不要求企业出口所得外汇需上缴换汇，而企业直接用这些美元进口，那么通胀压力自然也不复存在，或者至少不那么大。而从宏观供给面而言，如果进口更多的资源类产品，我国的能源紧缺问题也可以得到部分解决。

　　三是有利于避免国际贸易战。如果我们把对美贸易顺差用来直接购买美国产品（比如买波音飞机），则比之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要强，这样人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也就不大了，我们也无需为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想破脑袋了。

　　对话记者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徐奎松

　　对话嘉宾

　　张茉楠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

　　副研究员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