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后：兴水利遭遇劳动力缺失

　　本报记者 王超报道

　　2011年1月1日，在举国欢庆新年到来的时刻，华北平原的农民们却在为一杯水而发愁。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正在遭遇50年一遇的干旱。目前，旱情已殃及数千万亩冬小麦， 24万人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

　　华北大旱，对于正在从农产品涨价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来说，不是个好消息。人们对能够保障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自然有了更为强烈的呼唤。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 “大兴水利”也着实让人兴奋了一把。但在新投入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大兴水利成为了中国必做的课题。

　　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国上世纪大兴水利的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70年代。在那股风潮的带领下，全国建设了3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且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

　　“风潮的兴起除了政府和农民重视之外，‘两工’和‘三提五统’两项制度功不可没。它们给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财力和人力保障，是抗旱防涝的真正‘武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三提五统”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即村（乡）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及所属单位提取（收取）的用于兴办公益事业等费用的总称。“两工”则是农民在农闲时出义务工和积累工。当时，与防旱防涝密切相关的村边沟、塘、渠和堰等，都是由他们修理和维护。

　　在两项政策的支撑下，新中国前30年兴修的水利工程中，国家总投资共763亿元，而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亦高达580亿元。在风潮正盛时期，中国整个农村每年为恢复水利设施和建设新的水利设施，投工数量多达100亿个。

　　“我国农村人口多，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两工’和‘三提五统’的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贺在华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好景不长，1998年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出现了转折。这一年，国家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逐渐取消了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费之后，客观上也不再允许乡村政府组织插手农村公共事务。此时，抗旱的“武功”被废了。

　　“村干部无权组织农民出工，否则会因‘乱摊派’受到批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都取消了，没有其他产业的村组，其经济状况举步维艰，自然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行‘派工’，农田水利等建设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困境。”郑风田说。

　　受此影响，全国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投工量直线下降，从1998年的超过100亿个工日，缩减到2003年的47亿个，2004年已不足30亿个。至此，那股大兴水利的风潮戛然而止了。年久失修之下，原来的3万多座水库和配套工程如今大多都处于瘫痪状态。

　　谈及其原因，贺在华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民负担不仅没减轻反而还加重，各种强行以资代劳的现象十分普遍，且以“三提五统”为代表的各项五花八门的收费最为人所诟病。此外，上世纪90年代农村青壮年纷纷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两工”和“三提五统”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国情。

　　眼见农田水利设施的退化，国家试图用“一事一议”等措施来取代“两工”，但效果并不显著，新的投入机制仍未形成。“农田水利是个系统工程，农田水利设施点多面广量大，必须强化统一管理、沟通联系以及技术协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在统一调度、协同作战上难度极大。”贺在华说。

　　贺在华表示，“两工”和“三提五统”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个世纪的历史产物，已经不适合于现在的状况。要想稳步推进大兴水利，还要总结经验教训，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尽快找到新的有效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