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齐鲁银行案警示监管方式缺失

　　齐鲁银行案，监管层的失声是民间猜测的源头；银行扩张上市热是案发的导火索；而目前对于银行的考核与激励机制扭曲，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必然结果。

　　经过媒体的努力，齐鲁银行案基本上水落石出。鉴于有关部门秉持沉默是金的原则，笔者只能根据报道得出如下结论。

　　归案的“主角”刘济源是位能量巨大的资金掮客，据《财新网》披露，其客户包括中国重汽集团、山东高速、一些煤炭企业和保险公司等山东当地的重量级企业，当然也包括希望获得高利的人士。可见齐鲁银行案是当地各个企业之间心照不宣的一场游戏。

　　刘济源以及幕后的一连串人获得的是制度性差价。

　　中小银行只有在短期内做大做强才能避免淘汰出局的命运，对各地方商业银行而言，拉存款、做大资产规模始终是巨大压力。各行均有诱人的 “返点奖励”，这也是触发票据造假、高息揽储等违规行为的直接原因；同时也不排除部分贷款被嫌疑人移作他用进行投资，追求超额回报。

　　从齐鲁银行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银行杠杆可以无限延长。给齐鲁银行惹祸的第三方存贷质押，本质上就是存款之后可以质押贷款，由此资金掮客可以不断拉来存款获取超过市场平均水准的高息，而后进行质押按比例获取贷款，贷款可再用于存款获取高息，也可以用于投资甚至在民间发放高利贷坐收每年15%以上的收益。

　　如果资金链不出问题，各方皆大欢喜，银行可以扩大规模获得业绩，出资者可以获得允诺的高额收益，而资金掮客能够获得不菲的中间费用；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这场博取价差的游戏就会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目前各个省市重点扶植的本土商业银行一目了然，从名称上就可见端倪。如山东的齐鲁银行，浙江的浙商银行、安徽的徽商银行等，充满了本地色彩，寄托了地方政府做强本土金融机构、烘托上市的满腔深情。银行本身短期内做大做强的动力早已是司马昭之心，齐鲁银行更换审计机构，对有前科的明星业务经理眼开眼闭就是如此。

　　如果银监会不在2010年加强监管，银行银信通等表外资产就会急剧扩张，即便银监会对于贷款与资本充足率等加强监管，齐鲁银行等金融机构照样可以通过第三方存款质押等手段，将金融杠杆比率拉到与对冲基金一样高。

　　归根到底，中国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有大错。久未解决的问题是利率不能市场化，利率在市场化过程中逐步放开给了资金掮客以极大的套利机会，他们通过民间利率与官方利率差、官方利率上浮与下浮差，可以获得几十个点的收益。

　　激励银行的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偏差。股份制银行急于设立分支机构，需要满足银监会的一系列条件。如股份制商业银行申请设立分行，需要符合八大条件，在软性指标被人情稀释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例、盈利能力等重要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具有拨付营运资金的能力等硬性指标就成为最重要有时也是唯一的门槛。商业银行想改制上市前提是要扩张规模，上市银行想要扩张贷款规模同样需要满足贷存比与资金等要求，因此向股市圈钱就成为便捷的手段。中国的金融机构盈利年年上升，但圈钱胃口与投资者信心形成的鲜明反差，股价就是巨大的讽刺。

　　即便齐鲁银行出事后，还在用数据讽刺监管激励机制。一直遮遮掩掩的齐鲁银行，为树立光辉形象，元月初公布的数据称，截至去年底，该行各项经营指标全部达到监管要求。不良贷款率1.12%，较上年下降0.87个百分点；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达到721.63%以上；拨备覆盖率达到346.39%以上。哪看得出是一家内控机制形同虚设的银行？分明是一家锐意向上、监管有效的银行。

　　所有上述门槛可以轻松跃过，银行只要漂亮数据欺上瞒下，存款不带来收益反而带来风险，说明金融机构追求规模扩张、追求数据达标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但在如此重视数据的市场，恰恰不重视两个关键数据，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

　　泰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规模还赶英超美，重要原因就是沉迷于短期的追赶不能自拔。中国的银行有自身的特点，除了用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外，最好加上自身的指标，如表外资产风险、无效资产占比、人均收益、以及最重要的投资者回报评级——中国已经有几大银行在证券市场一而再地融资，难道还要增加几十家徒有其表、只知圈钱的金融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