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孔子像与曲阜的教堂

　　谢勇

　　1月11日，在天安门东侧的国家博物馆门前，一座孔子青铜雕像矗立了起来。这座孔子像高度为9.5米，双手合于胸前，身体旁边配有宝剑，目视前方。而看看照片，不难发现这尊雕塑与国内其他的孔子像差异明显，被创作者大胆进行了艺术夸张与变形，按照其作者的说法，“雕像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的整体建筑环境与周围空间环境出发，以简朴、概括的手法，将人体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

　　这是一尊注定会被过度阐释的塑像。它的每一个细节：位置，高度，朝向，都会而且正在被努力地附会上各种各样的意义，而且这些“意义”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证实或者证伪。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要承认，这尊放置在敏感位置的雕像是一个象征，也是中国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内的大事件。当孔子像与其他历史人物如此近距离的在一个国家精神与文化生活最重要空间共处的时候，不难体会到这个国家精神生活领域发生的某种变化。

　　人们很容易将此事与不久前发生的儒家学者抵制在曲阜市建教堂的事情联系与比较：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了在孔子故里曲阜，当地要修建一座基督教堂，消息传出后，引发激烈反弹，郭齐勇、张祥龙等“儒家十学者”联署反对，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化圣地”的亵渎，也将造成不同思想精神的恶性碰撞。在曲阜建一个基督教堂反对声且如此响亮，在天安门旁树立一尊孔子像，也会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争议。

　　事实上，当时含糊的报道误导了那些儒学学者，在曲阜建的那个基督教堂，实际并非是通常理解的那样，在“千年圣城”硬生生加上了一个文化侵略的标志，并且挖空心思建高到40米以压孔庙一头。根据随后新华网的报道，这个教堂其实是重建，其前身建于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而现建教堂的高度和占地面积，其实不过是回复当时的“旧制”。而作为在曲阜生活了不短时间的笔者，也知道就曲阜自身的文化生态而言，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文化，其实相容共生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些学者们的震惊与愤怒，实在是有些“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回到这尊被艺术严重变形了的孔子像，从个人观点而言，我觉得应该避免解读成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者整个国家文化方向的调整。这种解读带来的快感或者忧虑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令人质疑，而且即便是真，也不妨意识到，这毕竟不是某种文化思想可以被定于一尊的时代。事实上也没有哪种力量真能在中国做到这一点。所以，即便真要赋于其涵义，也不妨解读成文化趋于多元的象征。

　　在儒家学者联名抵制在曲阜建教堂的事情发生之后，学者秋风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他的观点。尽管我非儒者，但是基本赞同他的一个判断，即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出现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在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变化的时候，人们的眼光过多地盯着经济增长。有人的眼光略微宽广一些，看到了社会领域发生的变化。但其实，宗教复兴才是过去三十年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的开端。 各种类型的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包括气功热及伪装成科学、装点了宗教词汇的各种心灵炼丹术。 ……所有正统宗教都在复兴。比如，佛教在复兴，本来形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成熟于台湾的人间佛教理念，回流大陆，对大陆佛教界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发酵。基督教在复兴，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城市教会兴起，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士进入教会。到最近十年，若干知名自由知识分子进入教会，而儒家同样经历了一场复兴。”

　　“复兴”未必是最准确的说法，如同三十年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正常社会一样，更可能准确说，是“回归”某种正常的社会文化状态。也正是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传统文化的先天的合理性：在这个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传统并没有被彻底证伪，特别是从整个中华文化区来看，最先完成转型的，恰恰是坚守住了传统的地区。而即便是这种转型与传统文化并无实际的关系，走向多元却肯定是转型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