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幸福生活不能光由GDP说了算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10 日文章 题：各国追求GDP以外的成功标准(作者马克·怀特豪斯)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要衡量国家成功与否，却又很难找到其他标准取而代之。

　　作为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 (GDP)被视为国家在提高生活标准方面成功与否的指标。但政治领导人对GDP这种角色表现出的不满日益强烈。

　　去年ll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建立衡量国民幸福感的标准，这些标准将考虑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等因素。此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宣布过类似计划。

　　他们的举措触及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什么让我们幸福？怎么才能让所有人都更幸福？然而，任何想得到明确答案的人可能都会感到失望。

　　英国国家统计局衡量国民幸福感项目负责人保罗·奥林说：“幸福不仅仅取决于GDP，但很难提出单一指标来代替GDP，我们也不能肯定某种单一指标就是答案；也许我们住在一个多维世界，必须习惯管理较多的信息。”

　　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周五对设立国家成功指标进行了讨论。布曾金斯学会成员卡罗尔·格雷厄姆会后总结说：“这就像一门新的科学；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40年来，经济学家在很长时间内都在冥思苦想一个悖论，它使人对GDP 能否作为衡量成功的世界主要指标产生怀疑。

　　富国国民似乎并不比穷国国民更幸福。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国家的收入——以人均GDP计算——与国民申报的幸福水平有关系。

　　更近的研究表明，GDP也没有那么糟。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丹尼尔·赛克斯、贝齐·史蒂芬森和贾斯汀·沃尔夫斯运用更多的数据和不同的统计学技巧进行研究后发现，人均 GDP的特定百分比增幅往往与申报的幸福指数增幅相一致。这种关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存在。

　　然而，要衡量政策的成功度，GDP 远远不是理想的指标。

　　让每个人每周工作120个小时能极大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但并不能使人们更幸福。消除污染限制能提高每小时劳动产生的GDP，但未必会带来一个大家都想居住的世界。

　　一种方法是在GDP的基础上增加不平等程度、闲暇时间和寿命等其他客观因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彼得·克莱诺和查尔斯·琼斯在上周六提交给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报告中发现，这样做可能产生很大的差别。

　　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若考虑到寿命更长、闲暇时间多和不平等程度低等因素，法国和德国的生活标准看起来几乎与美国相同；否则美国则遥遥领先。

　　克莱诺指出，这种计算存在诸多困难。首先一点就是，许多国家对寿命等关键因素的数据统计很薄弱。

　　为了对比各国的福利状况，询问国民的感觉也许比金钱测量要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比如说塔吉克斯坦)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有极大的不同，要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询问人们的生活情况可能更容易，同时准确度也并不逊色。

　　问卷调查已经对许多国家评估自己的状况发挥有益作用，这些调查考虑到人际关系和社区参与等因素，涉及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到荷兰的生活状况指数等各种指标。

　　英国计划在家庭调查中加入更多主观问题，作为衡量国民幸福感的行动之一。

　　但问卷调查也可能发出误导性的政策信号。

　　比如，沃尔夫斯发现，对美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指数所做的调查表明，她们的幸福感低于40年前，尽管工资、教育和其他客观衡量因素都有所改善。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女权运动应该逆转。相反，这可能与被调查女性期望值升高或更坦率有关。

　　人们的真实偏好往往与其说表现于语言，不如说表现于行为。

　　调查显示，有孩子的人往往幸福感低于没有孩子的人，但人们还是会生孩子，没人会提倡通过大规模绝育来提高国民的幸福感。

　　沃尔夫斯说：“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幸福。”

　　他说：“完整的生活由很多部分组成，只衡量一部分就会损及其他部分。”

　　目前，也只能靠决策者选择看起来最符合目前形势的成功衡量标准了。这不是最理想的，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