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经济学家：人民币和美元欧元将同时扮演重要角色

　　导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今日撰稿指出，全球货币体系正重现50年前发生的国际货币系统的改革运动。法国政府试图发展另一套机制，争取实现向一个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同时扮演全球重要角色的过渡。这堪称正确的一步，也说明他们确实从历史中吸收了教训，但需要相应的制裁手段去规范全球贸易失衡。

　　虽然美国国内未有一丝通胀的迹象，但对美国货币政策助推通胀的抱怨早已喧嚣尘上了。各大新兴经济体都竭力避免被汹涌流入的资本冲垮，而那些高明的政策制定者们则殚精竭虑，誓为美国问题丛生的货币系统找一个替代品，甚至暗示要回归金本位了。

　　请注意，我说的可不是2011年，而是1964年，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当年，对美联储怨声载道的是一批发展迅猛、大有赶超美国之势的欧洲国家。各国一致认为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剧烈扩张，国外资金将充斥各国，美国人正在“输出通胀”。

　　对此美方官员则反驳说资金流入其实反映了欧洲资本市场的不成熟状况，通胀其实是各国央行不愿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此外欧洲长期奉行的出口型增长政策也导致各国在本国货币升值问题上踌躇不定。

　　正如一句法国谚语所说：Plus a change(万变不离其宗)。

　　当年戴高乐治下的法国建议废除以政府信用担保的法定货币，以金本位制度取而代之，最终迫使美国收紧财政政策。但法国人从未明确说明究竟要在何种程度上回复到金本位制度，也没能解释该做法如何有助于实现物价和金融稳定，因为1930年代黄金市场的剧烈波动及其对金本位制度的灾难性影响(法国尤甚)足已令大家对此满腹狐疑了。

　　换句话说，类似的争论不但糊弄了前人，也令今人迷惑不已。它的积极影响就是启动了一场改革国际货币系统的运动。因此当如今的法国政府(又是这帮法国人！)承诺将在2011年担任G20集团轮值主席国时将国际货币改革作为核心任务时，自当检讨一下1960年代的教训。

　　当年国际货币外交主要集中在创设一个新型国际储备，并最终演化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 Rights)。该理念认为通过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给那些只能不断囤积美元的新兴经济体提供另一种增加储备的方式，而美国也无法“毫不心疼” 地运行在贸易赤字之上，一方面遏制美国货币政策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不至于使全球经济面临流动性枯竭的局面。

　　这些努力最终一败涂地。特别提款权从未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美元替代品，只是在国际间中作为美元和其他国家货币的补充物存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 国都不信该组织能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重任，因此为特别提款权的创设设置了极高的门槛。用特别提款权作为结算工具的私人市场同样也无法发展起来，于是也抹杀了其对各国央行的吸引力。

　　1960年代的另一个国际争论焦点是增加汇率的灵活性。相关计划方案(主要是针对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持续贸易盈余以及美国的持续赤字)在特别提款权谈判于1968年落下帷幕后越来越引人注目。

　　但另外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都已在紧盯美元的情况下享受了20年的好时光，谁也不愿意搅乱了大好局面。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0年中期发布了一份关于汇率问题的高级别报告，并承诺实施更高汇率灵活性的相关原则，但它既未提出任何新理念去吸引各国加入，也未对那些拒绝加入的国家制定任何新的制裁方案。结果国际贸易失衡状况持续恶化，直到该系统在1971至1973年间轰然倒塌。

　　法国政府最近对2011年改革方案的相关暗示显示出：相对于早前的猜测，它并未集中精力在增加特别提款权的角色方面。相反，萨科齐政府试图发展另一套机制，争取实现向一个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同时扮演全球重要角色的过渡。

　　这堪称正确的一步，也说明他们确实从历史中吸收了教训。但法国人也没有提出会对那些不愿调整本国货币的长期贸易盈余国家实施制裁。而制裁的缺失恰恰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关键弱点，而它也体现了我们自身的某个重要弱点，而不仅仅是意味着下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如果缺乏相应的制裁手段去规范全球贸易失衡的话，法国人的进步之举将把我们带到一个沉闷的分歧点上。这种孤悬半空，既缺乏坚实的基础，又缺乏向上的动力，可不是全球经济想达到的局面。(段皎宇 发自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