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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底层参与到公共决策中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4日 01:4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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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乃娟

  近日,有学者提出我国亟待开放农民工步入中间阶层通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2.3亿人。但是研究证明,农民工即使进城从事工业劳动,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始终处在下层的位置。目前的技术证书制度对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工是无效的,在技术工人职业技术等级分层方面,建议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

  自从社会学家韦伯最先提出社会分层理论以来,各路学者对韦伯的最初的阶层划分标准(权力、声望、财富)进行了不同细化,包括F.W.佩什的五分法、基尼的基尼系数,恩格尔的恩格尔系数等,大同小异,无非都是为了量度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并找出解决方案。

  与西方国家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包括农民工),将这一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只需要看户籍即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由于户籍制度附着的福利分配体系一时难以广泛祛除,因此一些地方在近年来开始了各式户籍制度改革,逐步确认对城市有贡献或者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不过,这些做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农民工身份转化后的生活境遇并不见得比之前强多少。

  以上建议给技术农民工以相应身份来实现“社会转型”的做法,充满着“底层人群过大,威胁社会稳定”的担忧。这与社会分层研究的初衷并不完全相符,社会分层研究与社会流动研究的终极目的,恐怕是通过研究低阶层的人如何进行向上流动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而不单是为了“维稳”。况且,如果仅是认定某些人为名义上的某种社会阶层,并不足以达到所谓的“维稳”目的。

  在中国,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包括一些权力、部门资本与有关企业等,他们的利益固化成为各项改革不能攻坚的重要原因。而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这些群体也更能容易地影响决策过程,体现他们的偏好。对于城市白领、农民工、农民来说,无论这三者之间怎样进行流动,他们都无法有效地影响与自己相关的某些决策。因此,即使这三者之间的流动已经非常容易或便利,都不能说明这个社会的社会流动是良性的。身份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生活境遇改善。

  想要改变这些阶层的境遇,就需要给他们提供合理的、有序的利益表达渠道,让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他们参与到公共决策过程中来,而不是仅由一些其他的强势群体或者知名学者为他们代言。这才是改革的关键所在,社会流动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改革支撑,只能流于表面。在那些农民群体的声音通常能够被反映到公共决策体系里,是不是农民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并获得怎样的福利。只有对自己代言才是最负责任的,只有对自己的利益感知才是最深刻的。即使以“稳定”的视野,当不同群体都充分地参与了公共决策过程之后,即使有利益不均存在,那么这个结果也是各阶层较能接受的结果,这样的“维稳”才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