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教育体制 增加有效供应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下称“通知”），公布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及试点地区、学校。“通知”的最大亮点是鼓励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推动办学的市场化进程，无论是学前阶段、中小学、职业教育还是大学阶段，都鼓励民间资本办学，扩大办学的自主权。

　　如果我们用一个主要脉络来理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增加有效供给、扩大需求选择”。增加供应与增加有效供应是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最近数年增加供应是显而易见的，各地政府搞高校合并、大学升级形成巨大的招生数量能力，甚至打造庞大的“大学城”项目，大搞“圈地建楼”运动，让其变成GDP增长的政绩，先期用财政资金“撬动”银行巨额贷款，弱化后期投入，让学校来负担，类似于房地产的“缴付首期，按揭自担”，学校缺乏财政持续性投入，则必须大幅度提高学费来化解“按揭”负担。但这一供应行为并没有产生“有效供应”：模式单一、专业设置重复、千校一面、学生千人一面、文凭泛滥、“低质”且“同质”，导致农村学生负担加重。

　　而让有效供应发生的原理很简单——消除各种歧视性、管制性的行政手段，就像“通知”里面说的那样：“清理并纠正对民办教育的各类歧视政策，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云南省)”。获得招生自主权的市场型教育家会不断探索市场的需要，从而扩大了教育的需求选择，这是教育改革的“供应学派”观点。市场型教育家会根据需求来设置教育内容。而无论何种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应当有机会平等的权利，就像无论何种中学的学生都可以参加高考一样。大学的文凭“含金量”同毕业生的质量相关。

　　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依然非常重要且需要加强，但主要是扶持性的，例如对那些边远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或者投向大学里面基础性但商业化弱势的学科，或者进行必要的补贴等等。降低过去那种“义务教育以县为主；高等教育以省为主”的陈旧模式。举一个例子，教育部门强制要求各地取消中小学择校费，有时候看似平等的政策，如果不能激发供应，那么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学校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所以当市场给择校定价之后，中央政府可以采取对应灵活补贴的方法来事后消解市场定价导致的成本。也就是说，所有的政策行为都要考虑到对供应的鼓励和需求的保护，而不是单向思维的。

　　当校长从行政干部变成市场型教育家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受到的管束减少了，也意味着教育行政部分的可控资源减少了，教育部门的反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必然的一个环节是对教育官僚机构的改革：削减他们的权力，以及调整他们职责的目标函数。

　　很多人总喜欢以西方国家的教育改革途径来为中国设立参照。其实中国在公元前就有极为成功的教育体制改革，周朝时教育都是王官之学，官方垄断教育，但春秋时期瓦解了一统局面，士人从“公卿士大夫”之“士”降为“士农工商”之“士”了，教育权力下沉民间，“士”成为市场型教育家以及市场型人才，从而学派纷呈繁多、百家争鸣。教育行政体系瓦解之后，司徒之官学演化儒学，史官之学变身道家，羲和为阴阳家，理官演化为法家，礼官之学变为名家，清庙之守延伸为墨家，行人之官学变为纵横家，议官是杂家，稗官之学是小说家……社会推动的教育改革成就五千年文明之顶峰，士子各寻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种壮观的景象难道不是激励我们教改的宝贵财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