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有一种优雅式腐败叫出书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张敬礼的“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敬礼非法经营的总案值高达1700余万元，其中一本由他撰写的书籍就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1月13日《新华日报》)

　　近年来，利用出书大肆敛财的“优雅式腐败”频现，已非新闻。原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月喜，在频繁“出书”卖书中获利高达43.32万元；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以“支持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数百万元；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位时出过两本书，通过宣传部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挣”了3000多万元；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虽然不识五线谱，却是当年演出频率最高、最能挣钱的“交响乐作曲家”……

　　平心而论，官员也是正常之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和艺术追求，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著书立说，本无可厚非。对那些情趣高雅的“文人官员”，我们在由衷敬佩之余，也常常会对他们出版的新书“爱屋及乌”。但是，如果像张敬礼、王月喜、高勇、李大伦这样，把出书当作曲线敛财的利器，通过权力资源不遗余力地将书推销给所辖机构及个人，然后“名正言顺”地笑纳卖书款，那就断然不可小觑了。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某些整日忙于应酬、公务缠身的官员，其“文思泉涌”隔三岔五推出的“著作”，在很多时候并非本人的“心血结晶”，要么是“秘书捉刀，领导署名”，要么是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手中的权利雇佣“枪手”代写的。官员“亲自”要做的，就是用公款买书号，用权力搞“发行”。有资料显示，实权官员出书的印数一般都不低，有的甚至达到数万册，书价也高得离谱，但“销量”却真的不错，这常常令那些真正的“文人官员”自叹弗如。

　　今次，张敬礼566元一本的天价书再次放大了官场出书潜规则。自2003年张敬礼出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之后，张敬礼在政务之余“笔耕不辍”，署名或并列署名的《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等“著作”，“源源不断”地摆上药监人的书柜，并非真的“含金量”高才供需两旺。如果不是慑于“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那顶官帽，鬼才舍得花566元去购买那样一个小册子。

　　现实生活中，尽管太多的私人不会自掏腰包去为“官书”捧场，但公款却乐此不疲为这些“官书”买单。较之直接送钱送物等“公贿”，打着学习充电的旗号，用公款购买上级领导的“著作”，班子成员或全体干部人手一册，不仅理由冠冕堂皇，富有人情味儿，也更能赢得出书领导的赏识和“关照”。此等怪象，虽说人人心知肚明，但就是都不说破，任凭“皇帝的新装”招摇过市。退一步说，即便你对领导这个小小的“不情之请”心有不甘，一旦说“不”你就会成为另类。

　　“出书”成为腐败道具并上演连续剧警示我们，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信马由缰，人性的贪欲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的寻租空间，而且一定会前腐后继。当务之急，在密织监督天网的同时，一是要普查一下官员们的出书情况，多揪出并解剖几只“优雅式腐败”麻雀；二是要将官员出书列入“重大事项报告”，就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三是要设立“防火墙”，将少之又少的地方“红线”上升到国家层面，依法规范官员出书行为；四是要严格审查企业或下属单位购买官员“著作“情况，通过“倒查”发现出书官员的“腐迹”。(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