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破除保增长的自我强化机制

　　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可以轻视通货膨胀。即使不考虑新增加的涨价因素，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上半年甚至前三季度都会维持高位，全年平均很可能超过5%。如果再增加一些新的涨价因素，通胀会更严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冬季低温、洪水等极端天气导致全球性的粮食、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个别城市开始清理地下出租屋、控制流动人口规模，这势必提高城市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并且通过最低阶层的工资上涨传递到城市服务和商品的价格。

　　抑制通胀的最大障碍是“保增长”。从决策的角度来说，决定动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在抑制通胀的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外部平衡）。由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在短期难以改变，较高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仿佛是“鱼与熊掌”。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用多大的力气抑制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容忍多么低的经济增长。

　　就决策而言，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而非终极目标。例如，不少学者认为：政府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是为了保民生，保民生是为了保稳定。在这个传导路径上，稳定才是终极目标，其它都是中间目标。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过去两年的一些项目值得商榷，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为国人提供太多就业机会，却对国内外资本品产生了巨大需求，让一些周边地区和国家获得巨大好处，比如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7%，刷新该国维持了40年的历史记录13.8%。

　　实现了保增长，保增长与保就业还待进一步对接，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决定的技术路线选择。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议：中国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动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路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路线。以修路为例，“1000把铲子就可以替代一台大型筑路设备”。然而，参与筑路的设计院、承包商、监理方和交通厅，大概都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筑路技术，压根不会采用“人海战术”。

　　既然保增长与保就业还需要再对接，那就应该寻求其他的政策传导路径来实现保稳定（或者保民生）的终极目标。例如用财政资金增加国民福利，或者按人头分配购物券。如同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一样，这些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

　　然而，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有一个差别：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不是增加财政支出就是减少财政收入，都不图未来的回报；中国的经济刺激项目大多从银行大量贷款，因此财政刺激的力度放大了很多倍，因此不得不追求每一个项目的回报。令人担忧的是：不少项目获得足够回报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下去。一旦经济减速，就可能会有大量项目“烂尾”。这样，保增长在一些地方不得不“自我强化”：越保增长，就越需要保增长。

　　当前经济体制的保增长存在自我强化倾向。在出口导向的增长道路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及时转型。新进入市场的民间资本和跨国资本都不会豪赌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市场化的程度越高，保增长的动力就越小。然而对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来说，经济减速是无法回避的系统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选项上押上更大的赌注，只能让他们赢的时候赢得更多，却不会让他们输的时候输得更惨，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把经济刺激计划逐级放大：某西部省份计划5年投资5万亿元，还有多个在建的金融中心均计划投资数千亿元。但是别忘了，不收手的“豪赌”一定会以“豪输”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