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决定中美未来最关键因素都在国内

　　在较高目标上，中美需要建立一个两国国内大多数外交政策行为体都普遍接受的共识。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

　　在较高目标上，中美需要建立一个两国国内大多数外交政策行为体都普遍接受的共识，即中国继续发展与美国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定性因素都在本国，而不在对方。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将抵达华盛顿，经历了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波折之后，很多人心中都存有同样的疑问：下一步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去？

　　曾协助卡特总统与中国建交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将胡锦涛此访的重要性与1979年邓小平访美相提并论。布氏呼吁，两国元首要在新时空背景下重新“定义”美中关系。同时，曾协助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另一位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则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认为美中需要找到一个类似“反苏”的、超越具体问题的“大概念”来指导两国互动。

　　2011年与1979年的确存在共同点：即中美面临着巨大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积极合作，但两国内部对双边关系都存在不同看法。但是，2011年的新情况是：中美关系的广度和复杂性都已与32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仅仅通过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或通过提出新的“大概念”来指导、超越纷繁复杂的中美关系现实，其难度要比1979年大得多。

　　一周之前的1月11日，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得以充分显示。当天，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正在北京访问。军事关系向来是中美关系当中最薄弱的环节。盖茨到访是两国政府为此次国事访问所做的一系列铺垫当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在这一天，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抵达韩国。当天上午中外媒体和网民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卡尔·文森”号选择盖茨访华期间抵韩，是不是“做给中国看的”？极具戏剧性的是，几小时后，中国歼-20战斗机首飞成功，媒体与网民的关注焦点很快转移为，歼-20选择这个时间试飞，“是不是做给美国看的”？

　　我们不知道“卡尔·文森”号与歼-20的故事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但是在1月11日这一天，我们既可以看到两国稳定发展政治关系的愿望，也可以看到在此之下暗流涌动的安全博弈；我们既可以感到两国高层和战略界对双边关系的热切期盼，也可以看到两国媒体、民众间根深蒂固的疑虑心理。中美关系的广度前所未有，因此中美关系可以在某些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不仅美国的外交决策环境多元，中国近年来也越来越如此。两国的政府机构、军队、地方政府、大企业、媒体、网民……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关切与问题。

　　因此，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与32年前不同，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很难仅仅靠两国政府之间的“大概念”、“新定义”或者某种人为设计的框架来稳定和推动。这种高层设计当然仍然有其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其作用范围以及局限性。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曾签署一份非常全面、非常具有战略性的联合声明，但是中美关系自当年12月开始就风云突变，这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复杂性。中美关系的进展，已不可能仅仅通过两国高层的交往与声明来推动。

　　回过头看，中美关系自1979年一路走来，虽历经风雨，“猿声”不断，但毕竟一叶扁轻舟，万山已过。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感到基本满意。毕竟，中美两国规模巨大，制度与传统迥异，且在国际权力格局方面存在着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特有敏感关系。这样两个国家保持着整体良性的双边关系，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今天，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在中美关系上面临高低两个层次的任务。在较低目标上，中美两国绝对需要避免“政冷经热”的“新冷战”出现。无论在东亚还是在全球，中美互认敌手、各划阵营、“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绝对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在较高目标上，中美需要建立一个两国国内大多数外交政策行为体都普遍接受的共识，即中国继续发展与美国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定性因素都在本国，而不在对方。美国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的主流观点完全明白这一点，官方政策也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无法通过强力崛起，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宣示，中国的主流观点对“和平发展”也早有深刻认识。中国人需要区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遏制与防范的不同；美国人则要注意，中国国力正常发展以及维护中国的合理关切，与历史上德、日的强力崛起完全不同。

　　相比于新定义、新框架、新概念，或许建立这样的共识，是近中期中美两国更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而建立这样的共识，最大的难点不在两国政府或两国战略界之间，而在两国的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