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谈中等收入陷阱：今年应该是结构调整元年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非常严峻，今年以及‘十二五’期间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

　　早报记者 熊晓辉

　　芮明杰认为，中国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非常严峻，今年以及‘十二五’期间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芮明杰如是表示。

　　芮明杰是在16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办的“蓝墨水新年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芮明杰还表示，不应该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和结构性的调整，应该让市场扮演重要的力量。“政府的推动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可避免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仿效，结果形成新一轮结构性问题。”

　　“通胀掩盖结构失衡”

　　芮明杰认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实际上把市场的信号扭曲了。因为在通胀条件下所有的商品几乎都在涨价，这使得结构性的问题被掩盖。”

　　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方面，最典型反映是产能过剩。工信部在去年做过24个产业的调查，调查之后发现21个产业产能过剩或者即将过剩，其中包括钢铁、水泥、造船，甚至像风能设备等所谓新能源的行业产能都在过剩。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的扩张使得产能过剩被掩盖了。

　　另一方面，是在产业结构上。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很大，但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相当滞后。据估计明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制造业规模的扩张依赖的是高能耗、高污染，却是低效率，依赖的是劳动力的投入，依赖的是要素的投入所获得，而创造的价值不高。”

　　结构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芮明杰总结了三个主因：

　　第一，结构问题的背后是存量资产结构的问题。中国过去的投资导致了各个产业存量结构存在而不易改变，如果要改变它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比如说某些行业过剩产能被淘汰，于是就有实业会破产，这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存量结构问题的解决很困难。

　　第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靠投资来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单纯靠要素投入，是一种粗放的发展方式，这导致了目前低效的、低端的、高污染的结构状态。所以，中国要控制污染、降低能耗，地方政府就采取了拉闸限电的办法，这显而易见是增长方式的问题。节能降耗是要调整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才能真正做到节能降耗，而不是简单拉闸限电。

　　第三，市场机制的扭曲。过去中国过多地靠行政力量来干预市场，使市场调整的力量和能力越来越弱化。

　　“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芮明杰说，今年应该是结构调整的元年。他提醒，中国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而像巴西等很多国家甚至长达几十年时间都未能突破。

　　中国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700美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中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

　　芮明杰表示，这不是一个简单依靠创新就能解决的问题，深层的原因是结构没有转型，或者说创新不足以推动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以至于国民收入在增长，但是它的结构依赖依附于发达国家，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所以它依然只能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

　　调整结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存量结构的调整，通过改变现有存量结构的状态和配置方式使产业结构得到转型升级，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另一种方式，是增量的调整，就是靠新增的投资，新增的要素投入使得投资进入到原有存量结构当中改变存量结构，这个方式是中国多次使用的。

　　“比如这一次，中国推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上是制造业，而没有把重要的生产型服务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我看来未来10年到20年是生产型服务业大发展的时刻，为什么？如果制造业要转型升级的话，必然把原来由制造业承担的服务业这一块转移出来，让生产型服务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芮明杰说。

　　调整结构由谁来推动，也是一个问题。芮明杰认为，不应该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和结构性的调整，应该让市场扮演一个重要的力量。

　　“政府的推动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可避免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仿效，结果形成新一轮结构性问题，这恰恰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他提出，应该由企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组来带动结构性调整。而政府要做的事情，则是在贷款政策、税收政策等宏观政策方面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