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是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

　　王尔德 张翔

　　对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而言，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功不可没。早在2004年，他就和他的同事启动了《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的研究课题。彼时，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他不但先知先觉，还大胆进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2005年的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本报专访了这位先行者。

　　国民幸福的六大构成要素

　　《21世纪》：你在2004年就启动国民幸福的研究，有什么契机？

　　程国栋：我在做本职研究同时，发现经济发展与社会人文的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衡。

　　出现上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GDP崇拜，从上到下都将GDP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不衡量增长的方式以及增长的代价，不衡量效益、质量及国民的实际财富，也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分配公平和贫富差距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我意识到，必须要打破GDP崇拜，寻找另外一种评价指标体系，而国民幸福指数能修正GDP的诸多问题。

　　《21世纪》：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理解千差万别，你如何理解？

　　程国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国民幸福总值可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叠加个人幸福总值，来量化幸福总值。在我看来，我们国家的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应该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6类构成要素组成。

　　具体而言，所谓政治自由指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提高政治上的透明度；经济机会指个人享有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经济资源的机会；社会机会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社会制度安排，如不识字对个人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安全保障，指政府对贫困人口的关心，因为贫困人口数量居多，而且穷人面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最脆弱：文化价值观，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所做出的社会选择；环境保护、自然环境的良好状态是人们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上述六大构成要素，大体上能涵盖国民幸福的整体诉求。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必须把国民幸福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将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国民幸福的四项战略原则

　　《21世纪》：你认为国民幸福应该如何测量？是否存在操作难的问题？

　　程国栋：国民幸福指标体系要实现六大目标，每个目标下都有相应的指标体系。具体到这些指标如何测算其幸福值，的确是一个难题。由于这些具体指标可能都包含很多无形因素，而且很难量化，从而使幸福的测算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如教育程度是一个很好的人力资产指标，而不丹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一般认为这不好，但不丹的小孩拥有更多的同父母交流的时间，他们在交流中学习到了价值观、社会技术、农业技术及其他维持生存的技术。针对这样的问题，专家很难定量判断该指标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公众的参与做出的社会选择可以作为有效判断的准则。

　　《21世纪》：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把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性目标，你对此有没有一些原则性建议？

　　程国栋：地方在积极实践，我认为是好事，在实践中能摸索出很多成果。就实施国民幸福战略而言，我认为有四个大的指导原则：

　　首先要聚焦贫困人口。一个公平的社会需要结束贫困，只有如此，才能使政府更了解贫困人口的需求，才有可能建立分享式的民主，拥有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最佳社会政府形式。

　　其次是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模仿生态过程的循环经济模式。

　　再次，关注文化发展。当前世界的一体化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在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取舍中需要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最后一项原则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关注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通常提高经济效益并不一定会增加社会效益，并不一定意味着增加了可持续性(如提高效益可能增加失业)。公平方面不仅需要关注公平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关注人民获取公平机会方面的能力差异，这样才能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