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以金做刀的革命时代

　　“2010年度理财一周报金融盛典”，评选出了21个奖项的23个获奖者——23个“金刀英雄”。

　　我们需要发现、关注他们，因为他们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业绩杰出而专业，有目共睹。在金融业，他们是领跑者、弄潮儿。他们是当今中国的财富英雄。

　　但他们的价值不止于此。

　　我们为什么需要财富英雄？这个问题，可以最终还原到“我们为何需要财富”这个乍听起来不值一提的初始追问。

　　这里的“财富”，界定为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外皆然。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私人财富的地位判若云泥。“原始共产主义”没有私人财富。在中外的漫长中世纪时代，在人为创制的现代“乌托邦”中，私人财富同样受到排斥与压制——看看在朱元璋治下巨富大户们的下场。因为在以上社会形态中，宗法式的人身依附占据统治地位，社会财富分配取决于身份等级而非个人奋斗、经营努力或才智创意。共同体成员越是缺少私人财富，越是“均贫”，就越依附于共同体的保护，就越自愿接受共同体的束缚——也就越容易统治与驾驭。

　　注意，被排斥的只是私人财富，不是国家财富或集体财富，所以在普遍“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并不妨碍国家垄断的专营行业攫取巨额财富。按著名学者秦晖先生的研究，商人财富不受保障（除非投靠权力），就不喜广置土地投入再生产。而权贵也无需拥有巨额财富——财富能给予他们的一切，通过权力就完全可以办到，能“合法报销”，何必还要“贪污”呢？

　　直到资本的来临。马克思那句名言：“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在中国长期被人误读（或误导），却忽略了马克思在很多著述里，对以亚细亚模式为典型的中世纪“温情脉脉的面纱”强烈的批判之意，因为“温情脉脉”背后，有着比“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冷酷、肮脏百倍的人身依赖，以及权力对生命财产的予取予夺。

　　马克思同样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有充分肯定，因为在从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中挣脱之后，个体才能独立而非共同体的附属物，人才成其为人，才谈得上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财富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财富与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境况紧密相关。从逻辑上说，每个资产者都一定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人格独立、人身自由、法治社会、产权保护，是以契约为核心理念的现代财富制度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正因此，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财富高速膨胀的时代，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人财富迅速累积的时代，财富的意义便不仅仅是财富本身，致富也不只意味着钱包由瘪变鼓的过程，而是口袋里有了被法律保护的财富的人，就此具备了从一盘散沙的人身依赖状态挣脱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在经济独立层面还是人格独立层面。

　　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核心组成的金融业，比其他行业更强调创新、更注重信用、更依赖法律保护下的私人财产权。缺少这些要素，金融业会立刻死气沉沉。对于可能威胁到这些要素的政经变化，金融业总是最敏感的。

　　显然，金融业的从业者，应当是对法治、信用、人身自由与人格独立这些信条最为看重及恪守的人群。他们中的领跑者与弄潮儿，就必然处于新旧思潮、新旧势力冲突的第一线——即便在主观上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做的一切，都在无形中冲击着守旧者与“走回头路”者所看重的教条。

　　当然，金融有工具属性。健全的金融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在社会转轨时期，当对宗法式共同体的迷信仍然盛行，民众的人身依附性依然普遍，不明就里的人们只为“国富”欢呼，却轻易被煽起“仇富”的情绪，则不健全的、被掌控与操纵的金融业，也可能成为不公平分配的帮凶，剥夺民众财产性财富的工具。

　　所以，我们期待“金刀英雄”的出现。总有一天人们会发觉，他们为金融业健康发展所做的工作，他们所信守的一切，都不期然地成为一场革命性历程的组成部分。时代未必乐观，因为进程才刚刚开始，道路曲折；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进程已经开始，不容回头。

　　这是一个以金做刀的革命时代，也注定是一个财富英雄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