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尹中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王一鸣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李稻葵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布莱尔·谢波德  杜克大学商学院院长
　　刘积仁  东软集团董事长（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施正荣  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过去的2010年，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年份。全球风云变幻，大事频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与世界在这一年穿行在巨大的挑战中。不管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还是美国的经济疲态，都让脆弱的经济又添变数，全球经济的复苏之路并不平坦。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作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代表的中国，却发现它在经济复苏中仍然是一枝独秀，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逐步退潮，中国也正在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长期"世界工厂"的惯性下，中国制造业能否突破资源困境、打破低端链条？未来中国政府能否改变收入分配模式？如何拉动内需、使中国经济完成血液健康的体内循环？

　　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各种挑战，就好像飞机航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复杂的天气状况，而为了能够让飞机安全飞行。在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重大活动--首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论坛上，《对话》邀请四位中国经济大飞机的"导航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李稻葵、杜克大学商学院院长布莱尔·谢波德，和历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当选者来到论坛现场，为正在起航的中国经济大飞机，指点航向。

　　1、航行中遭遇不利天气如何调整航向？

　　陈伟鸿：作为世界经济复苏过程当中的一个推动力，中国正像是一个巨型的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它就一定会遭遇到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天气状况。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地作出调整。今天我们在现场，已经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来担任我们本次飞行的导航员。四位导航员在他们日常的工作当中，一定每年都有非常频繁的飞行。但是今天呢，他们将会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这架大飞机，开始一次独特的飞行。此刻我们正在飞行的这个线路图上，哪个区域引起了你的关注，这个区域目前它的天气状况和飞行状况如何？

　　尹中卿：一个关注就是制造业的这个发展，中国32年最大的发展是什么？就是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机遇，利用中国比较低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的优势，参与到这个经济全球化中。那么中国32年来，我们比较快地成长为了一个制造业大国。成为了出口或者贸易大国。但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一个就是显示出了中国制造业，低端的制造业已经难以为继。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飞行状况，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将要遭到严寒。

　　陈伟鸿：那怎么来做调整？

　　尹中卿：个中国的制造业，2009年已经超过了美国，总产值是2.2亿 2.2万亿美元，所以号称世界工厂。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世界工厂大而不强，如果用三个10%，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国内发明，授权量不到10%，就是由我们自己发明的专利。第二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事研究与这种事业发展费用不到10%。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出口里的这种产品和技术中间，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这种持自主品牌的不到10%。所以我们要鼓励科技创新，要使我们产业制造业，要从原来的大而不强变成又大又强。把我们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的强盛工厂。最主要的是，通过提高我们在应对国际危机的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我们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引进技术。同时，着力新的技术这种科技革命，建立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十二五规划，我们将要增加十个指标，这十个指标其中涉及到新能源的，这种节能减排的就有六个，这些都对我们的这种绿色经济，这种低碳技术将会创造极大的契机。

　　王一鸣：我比较关注内需这一块儿，现在投资呢，应该说遇到了一点雨，有点降温。但是消费这一领域，我觉得阳光灿烂。因为我们尽管遇到了危机，我们收入增长并没有放缓，居民的消费非常活跃。比如举个汽车，最典型的，去年我们的汽车销售量超过1800万辆，前年我记得是1364.5万辆，所以去年的增幅是最大的。当这个跟扩大内需的刺激政策就是小排量，这个车购税下降，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也是我们消费升级，发展到这个阶段形成的一个内在的需求。那我估计，今年的话可能会突破2000万辆。我记得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也就是1800万辆。中国今年的零售这一块儿，我估计大概是15.7万亿，与政府相对去年也是，去年15.7万亿。我觉得中国相对其它国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还具有一个，没有充分开发的、潜在的、巨大的内需市场，而在这个市场，是我们今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你如果两个发动机的话，投资依然是一个发动机，但是这个消费，这个发动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突显出来。

　　王一鸣：投资消费两个发动机，中国经济呢，它的特点就是投资这个发动机，力气大，消费相对弱，所以你飞机飞行当中，如果两个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什么后果？它容易偏离航向，所以新的校正的办法，就是要把消费这个发动机，动力加强。我觉得三个办法，一个就是要推进城镇化，就是让越来越多的进入城市的人口，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让他逐步地成为城市居民，而不是打工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调整收入分配，让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同步地提高。我想这个老百姓，最关切也最拥护，他们收入提高后，消费的动力，就是整个消费动力也会更强是吧。第三个校正，也要转变我们政府的这个职能，我们政府怎么样，鼓励百姓消费呢？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包括保障性住房，所以我这个校正的是三条。

　　李稻葵：我们这个大飞机呀，不仅是长途旅行，而且呢，事实上，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比飞在前面的发达国家是快的。所以我们是一个赶超型的一个飞机。那么既然是赶超型的飞机，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跑在我们前面的这些飞机可能给我们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团流。现在我看有一个团流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飞机跑不动了，发动机绊力了，怎么办呢？放的一些空气出来，热空气出来，顶着我们这个飞机往上走，有这种量化宽松，流动性过剩，搞的整个的世界经济的环境都在往上走，怎么办？这个时候作为飞行员，我的想法，我的建议，一定要牢牢控制住你的这个驾驶感，飞行感，不能让这个飞机被它这热空气顶着往上走。因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热空气给你顶上去之后，它热空气会突然间变成冷空气，你嗡地摔下来，那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飞机上的乘客就受不了了，甚至于飞机出问题。具体说来，一定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宏观政策，不能因为全球滥发货币，我们的货币政策就跟着别人跑。在这个时间之内，提高一点准备金率，这个呢，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完全应该的。提高准备金率无非是把你国外的热钱暂时收起来，不要干扰我们的航线，不要让我们这个飞机被你顶着往上走，过一会儿这飞机又栽下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飞行过程中的空中补给

　　陈伟鸿：如果要让我们这个动力更持续的话，你会觉得哪些方面是最有效的补给？

　　尹中卿：我选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因为我觉得，这能靠它讲到的扩大内需，城镇化和收入分配改革。尽管我们的文件里经常是这样的顺序，但我觉得前两者的根结在于收入分配。我把它比喻，我觉得像是我们要配好餐、点好饮料。说配好餐，实际上就是切好蛋糕，尽管我们主观这样想，把从过去依靠投资，依靠出口来拉动，也要把内需这个补上，但是这个腿儿，这个车轮，这一条仍然短。内需扩不动，居民消费扩不动，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老百姓没钱可花。所以在我们的分配体制改革中，几十年来，比较过多地在企业的中间，过多地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在企业利润中、企业中间，比重在逐渐地下降。在国家、政府和居民中间，那么过多地收入向国家倾斜，我们2010年，我们的财政收入达到将近8万多亿，我们光2010年的超收收入就也就将近9千亿。现在我们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这种就是说，不仅与我们的社会本质不相符，和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也不相符。从根本上来说，它这也不利于我们这个机舱内的所有的乘客，能够很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所以我感觉到，要把这个配餐配好，要分好蛋糕。然后呢，如果有钱的可以点饮料，他可以点红酒，他可以点XO都可以。但是呢，我们要关注老百姓基本的要求。

　　李稻葵：我也是选收入分配。为什么这么讲，我形容咱们这架飞机，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难熬的时候，可能是早晨六点钟，乘客们开始逐渐地苏醒起来，肚子都很饿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要吃东西，突然发现呢，坐在头等舱的咱们这个布莱尔杜克大学校长，他那个餐搞得很好，我坐在经济舱，我这边只给我一包方便面，那这个老百姓，那后面经济舱的人觉得，哎呀这个不公平。事实上，最新最新的数字表明，我们的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这个差距有迹象在缩小，至少过去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数据，农村纯收入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城里人。农民工的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了，这就是发展的很好的迹象啊。所以第一点，我觉得不要过分的恐慌，不能是说现在分配不均了，赶紧去头等舱抢食物。这样子的话，咱们飞机肯定是头重脚轻，这一飞机肯定会出事。所以重点怎么呢？重点要放在大格局的调整。我们应该看到，这架飞机，我们有仓库，仓库里还有很多食品。国家手里现在不缺钱，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GDP5%的速度上涨。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够由我们的空客人员，从仓库里暂时地多拿点食物来，分给经济舱的朋友们，先渡过这个最难过的时刻呢？先肚子基本上吃饱，大格局搞对了，然后再来调整。当他们头等舱的乘客吃饱了以后，他也会搞一些慈善的行动，我们给鼓励嘛，给他鼓励点掌声嘛，他也会给我们的老百姓对吧。所以我讲应该抓大放小。

　　3、航行的外部环境

　　陈伟鸿：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他们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密切了，所以呢，当我们在全球的领空飞行的时候，其实同时飞行的，还有许多的或大或小的飞机。对于这样的一个艰难的飞行环境，我想大家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感触。所谓的艰难，并不仅仅来自于外部的环境，飞行的天气可能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这方面呢，我们四位嘉宾都有一些体会，我想李稻葵先生一定体会地更多。

　　李稻葵：我想有两大类，一大类是跑在我们面前的，像美国这样子的空军一号，他们还是很担心的。他们担心中国的飞机跑得快了，是不是追上他了，而且他们的里边的乘客，很多人出于自己的考虑，也在鼓动这种说法。鼓动他们的这个航行员驾驶员丢出一点义务，来阻碍我们的行道。第二类呢，还有跟我们平行飞行的，或者比我们飞行再后面一点的，新兴市场国家他们也担心。他们说你们中国经济，中国的飞机飞得太快了，会不会产生了一些团流，让我们的后来的航线受到了影响。

　　陈伟鸿：所以他们抛出来的办法是什么？比如说不让你飞了，要给你禁飞，你别飞到我这儿来 是不是？

　　李稻葵：这种声音非常非常多。最明显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0年的10月9号。当时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了每年一度的秋季的年会。除了正式议程之外，他们安排了一个全球意见领袖的一个小的闭门的论坛，35个人，我以为是这种比较学术性的，比较，比较友好的讨论，结果我一去一看，这个气氛完全不同。发言的人几乎是众口一词，都在指责中国。有人讲，中国不负责任，中国现在不升值，那么其它的国家都不升值，严重地影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进程。有人讲，中国过去是搭便车者，美国经济高涨的时候，拉动了中国的出口。现在你看美国经济不行了吧？你需要中国负责任，你应该中国应该升值，把你市场多开放一点，批评的意见非常多。去了以后，我真的，说实话我很紧张，刚开始我准备好了发言不能用了，最开始的发言完全不能用了。这种场合，一般的我的习惯要先讲话，因为怕后面没时间。到了这时候，我说这个老的策略不能用了，咱们得后讲话，让他们把他们的不同意见都讲出来。然后最后我统一地来，一个一个地全部给你们消毒。

　　布莱尔·谢波德：我觉得您刚才问到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大部分的航班也不是受到了这种技术上的限制，而且主要是受到人为的限制，下面几个人为的限制必须非常注意，因为我们中国的飞机所经历的一些颠簸，不光是对于中国的，而且是对于整个世界的。第一个是人的本性，通常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指责他人，这是人的本性。第二，飞行不顺利主要是沟通不畅。第三，一般别人比我们发展的好，我们就会嫉妒，这是人性。所以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所有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许多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他们做的不好，我们如果问他们为什么做的不好，事实上是他自己的内生的问题。但是他可能会埋怨到，说美国的金融体系不够好，然后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失败，就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崩溃。所以人们通常有这样的埋怨，做自身的改变通常是比较困难的。沟通不畅，尤其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不畅，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了解中国要做什么，中国的哲学是什么，中国所面临的内部困难究竟是什么，他们不了解。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缺乏了解，导致了中国和其他世界的矛盾越来越加深。另外，整个的世界如果真正的能够了解中国，并且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嫉妒别人的发展，而是成为世界整个进程的一部分，将是非常好的。我想对于中国来讲，以下的两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中国现在必须要意识到，中国已经是飞在第二名的飞机了，这个地位不容否认。第二点，这个飞行员，他必须在每天飞行的日程当中，和所有的同时和他飞行的飞行员进行交流，告诉大家他究竟想做什么。必须告诉大家说，你想做什么，你打算怎么做，你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世界上其他人并不知道你的想法，我们想在"空中一号"的旁边飞行。另外，中国会面临的贸易壁垒，而且将来会遇到更多的贸易壁垒。贸易对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的重要的，中国也希望能够扩张内需，如果内部的需要可以得到更多的发展的话，得到更多的满足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会进一步的增长。而且其他的国家也可以依赖中国的内需来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中国所面临的艰难的任务，中国别无选择。

　　陈伟鸿：2011年已经开始了，我想中国的这架巨型的飞机依然会穿越云空，继续它的飞行。我想如果我们来关注中国这架巨型飞机，在过往的飞行轨迹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不经意当中，历史已经完成了它自己的一次独特的叙述。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穿越的飞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经济复苏的振荡，或者说它的焦虑。当然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中国经济不断腾飞的这种激情和活力。进入到了2011年，这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正在以它的变革之力，推开机遇的大门。面对许许多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挑战，我们依然在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