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素推动成本型通胀 通胀或将为滞胀

　　作者：杨舒

　　1月中旬，中国央行宣布从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就此被推升至19%的历史高位。

　　因有2010年下半年央行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次加息的举动在前，对于央行今年首次政策紧缩的操作，市场照例解读为：显示了政府抗通胀的决心。

　　不过，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日前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紧缩政策也许对需求拉动的通胀有抑制作用，但对目前中国面临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却不再有效。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甚至担心2011年的中国经济会面临比通胀更可怕的滞胀。

　　四因素推动成本型通胀

　　“当下的通货膨胀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厉以宁表示。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遇到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该问题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且自去年开始越来越明显。计划经济时代虽有通货膨胀，但还是隐蔽型的，表现为有钱买不到东西，表面上物价却没上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过通货膨胀，则为需求拉动所致，用紧缩政策能有效抑制。

　　厉以宁认为，4个原因直接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分别是原材料短缺造成的价格上涨，农产品供不应求引发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物价上涨以及土地、房产价格的同期上扬。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也认为，中国正面临成本型推动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还称，这种类型的通胀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何况除国内因素外，中国还有来自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飞涨以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下的外部压力。

　　“无论是哪一个原因触发的成本型通胀，宏观紧缩政策在应对时都可能无效。”厉以宁直言。他进一步解释说，宏观紧缩政策不能解决原材料的短缺问题，也不能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更不能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消除掉，也许对房价、土地价格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既然上升结果已经出现，后期在成本推动下，总价格只会上升。

　　不过，厉以宁特别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象表示理解。他指出，由于小城镇和中西部的吸纳能力增强，致使劳动力输出减少，供不应求，这种现象本身是好事。大经济规模下，中国工资标准提高为大势所趋，毕竟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可以预计且无法回避的刚性加薪趋势。

　　通胀或将为滞胀

　　通胀只是风险之一，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看来，2011年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会比2010年更加复杂，“2010年，我担心的是‘二次探底’；2011年，我更担心中国经济出现滞胀。”

　　贺铿认为，当前有4个问题凸显：一是成本型通货膨胀，而此类型通胀恰恰正是经济滞胀的重要特征之一；二是已进行的过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效益低，进而造成了债务风险；三是部分城市房地产泡沫明显，金融风险压力加大；四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背景下，进城谋生农民数量加速增加，城镇就业压力上升。

　　正是这4个问题引出了经济滞胀的可能性，贺铿直言，这是一种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交织并存的经济状态。

　　贺铿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唯一不符合滞胀发生条件的，就是经济增长率较高，2010年经济增长超过了10%。

　　“不过，这种高增长不是单纯以经济自身需求为动力，而是部分依靠实施扩张财政政策，依靠国内投资的拉动，如果再继续这种模式，已然发生结构扭曲的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贺铿提示说。

　　中国何以应对

　　厉以宁不赞成以紧缩政策应对成本型通货膨胀。他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型是相比之下更有效的方法。具体应从两方面入手：作为企业，需要意识到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出口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应依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国家层面，则需加快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以将我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和人力资源强国。

　　贺铿建议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是各级政府转变执政理念，将以GDP增长为目标转变为以民生问题为目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进而达到扩大内需结果，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由此自然形成。

　　而宏观管理方面，贺铿认为应由以需求管理为主向以供给管理为主转化，实行结构性减税，扶植低利润、高就业的行业发展，增加就业；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津贴，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全国各个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至于具体财政政策，贺铿表示，紧财政、宽货币更为适宜，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依靠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在总量控制上过多地做文章，要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地进行贷款，但前提条件当然是保证资金的安全。”此外，贺铿坦言，人民币汇率还是要稳定，以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