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湿地之失

　　这或许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的前兆。

　　这并非危言耸听。

　　因经济快速发展，短短几十年间，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土地利用大格局正发生着变化：大量的城市扩容、高速公路兴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占用大量耕地，中国的粮食生产基也由此发生着变化，而这也正改变着湿地，更多的湿地被开垦成耕地。

　　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在这样的格局中，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和“物种的基因库”的湿地，劣势难扳。

　　有识之士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

 

　　2010年4月28日，第五届鸭绿江口湿地国际观鸟节在辽宁省丹东东港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幕。CFP

　　杨邦杰现在忧心忡忡。

　　杨邦杰，全国人大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著名的农业专家和生态专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湿地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重点。

　　他近期从祁连山调研回来，那里的情况很不乐观：作为敦煌最后一道绿色屏障的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6万公顷区域中仅存11.35万公顷湿地，且因水资源匮乏逐年萎缩，库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这块湿地逼近。

　　而位于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的高寒沼泽湿地，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这块湿地正逐步萎缩并沙化。玛曲县沙化面积达80万亩，并以每年3.1%的速度递增，黄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带。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界处，跨越甘肃、青海两省；涵养输送着年径流量约158亿立方米的近千条河流，是西北干旱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那里，也是整个大西北生态最脆弱的地方。

　　“一边是水源地，另一边又都是沙漠，如果湿地消失了，对西北的生态环境乃至东部的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杨邦杰说。

　　这样的情形所释放的信号并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之前的信号。

　　回来之后，杨邦杰很快将调研的情况形成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

　　湿地危机

　　祁连山是中国湿地现状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整个中国的湿地所面临的形势都不太乐观。

　　“东北大片的湿地变成了耕地；长三角、珠三角的湿地一直在减少；整个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湿地都在消失……”湿地的减少和破坏触目惊心——这是杨邦杰这些年最深刻的感受。

　　这个表述转化为具体的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全国沿海滩涂面积已削减过半，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泽失去近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锐减了2/3，56%以上的红树林丧失。全国各类大小湖泊消失了上千，众多湿地水质逐年恶化，不少湿地生物濒临灭绝，约1/3的天然湿地存在着被改变、丧失的危险。

　　根据官方的数据描述，中国现存自然或半自然湿地仅占国土面积的3.77％，远低于世界6%的平均水平？，且面积下降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杨邦杰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部分国际重要湿地由于缺水而面临着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蒙特勒记录”的风险。一旦被列入，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但这还远不只是面子问题。

　　“湿地到底有多重要？湿地消失了很多物种就没了，这个生态系统也不存在了，就这么严重。”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举例，尤其像云南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是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只能在这个系统里自我循环，带来它的脆弱性，很容易遭到破坏，破坏之后很难恢复。

　　“像滇池，已经投入了200多个亿，花了很大力气，但真正恢复很困难。”滇池是云贵高原上的重要湿地，近些年滇池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蓝藻事件频发，严重地破坏了滇池湿地的生态功能。从“九五”时期国家就开始投巨资进行滇池“蓝藻”治理，虽然增加了一些人工湿地，但其生态功能显然无法比拟天然湿地。

　　“湿地是水源地以及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河流的源头都是一片湿地，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地方一定是湿地，这么多湿地消失了，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那是肯定的。”杨邦杰在调研报告中直言，2010年西南地区遭受的严重旱灾，与该地区湿地受到破坏有直接的关系。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亦发现：在云南严重旱灾期间，湿地保护较好的地区周围，受干旱影响明显轻微。

　　杨邦杰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他认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此两者对国家都至关重要。

　　“开荒”红利下的尴尬保护

　　杨邦杰曾是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透过遥感监测，他看到了过去这些年中国整个土地利用格局的大转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淮平原、成都平原，大量的水稻田变成了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大量的湿地被开垦，变成了耕地。

　　“历史上，中国都是南粮北运，长三角、珠三角、淮海平原和成都平原是膏腴之地，沃野千里，为中国提供粮食，‘湖广熟则天下足’，然而，由于30年来的高速发展，这些很好的耕地都变成了城市，粮食的生产基地只有不停地向东北发展。”杨邦杰说。

　　新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新疆的湿地开垦非常快。很多湖泊都干涸了，一到夏天起风的时候就漫天扬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杨邦杰说，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无论是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还是粮食安全的角度都是巨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土地利用格局。

　　再回看整个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逻辑，大概是：农村让位于城市，生态的安全让位于粮食的安全，环境的保护让位于经济的增长。

　　在新一波的城市化以及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这个趋势并没有明显放缓的意思。

　　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普查结果看，已完成调查的6个省份中，北京、吉林和广东的湿地面积在进一步减少，黑龙江、江苏和天津湿地效益和功能还在下降。

　　自然湿地的面积在减少，湿地的生态功能在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遏制。

　　“像昆明这样的地方，可以概括地说，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就以滇池湿地为例，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很无奈。时至目前，由于工业排污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仍有大量未达标污水注入滇池。

　　从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的分析来看，湿地破坏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垦、引水、富营养化、污染、过度捕捞、过度利用以及外来物种的引入，主要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加快。

　　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当是，湿地保护缺乏立法和制度上的保障。

　　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原生、自然的湿地多被定义为“荒滩”、“荒水”，在现行土地分类中被列入了“未利用地”，往往成为保障耕地、建设用地、林地等的牺牲品。

　　“在有限的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中，湿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而没有改变。”印红颇为尖锐地指出，这直接导致了湿地面积的锐减。

　　“地方政府往往会把它当做后备资源而没有意识到保护它的重要性。”杨邦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现在很多地方领导的心目当中都是将湿地作为一种后备资源来对待，“看到湿地就会想，放在这里不利用多可惜呀。”

　　“最典型的就是海岸，海岸本来有很多红树林，对海岸的保护很重要，但这几年大量填海、围海造田，破坏了很多湿地。滩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保障也是渔民生存的资本，但大量的滩涂正在消失。”

　　在中国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这样一些直接甚至带有些强暴的经济力量并不罕见：填海工程、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

　　“你看天津渤海湾、曹妃甸、辽宁营口填了多少地……再看福建、浙江、江苏，都在消灭滩涂。”杨邦杰有些激动。

　　以浙江为例，根据《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滩涂的宜农、宜渔、宜水、宜建开发被明确鼓励。在2010年初的浙江省围垦工作会议上，当地官方这样总结：“围垦的贡献在浙江是可歌可泣的。仅‘十一五’以来的4年，我省就圈围了47万亩……”

　　事实上，不只是浙江，《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江苏省滩涂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都有这样的规定。有时甚至规定开垦一亩滩涂给予高达6000元的补助。

　　在中国这条漫长的海岸线上，涌动的是发展的冲动与欲望，滨海湿地则成为了经济思维下满足欲望的牺牲品。

　　郭辉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最头疼的是开发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湿地保护好了，开发商就想过来。因为在一个比较好的湖边或海边做开发能赚钱，湿地已经成为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的新热点了。”

　　问题的关键还是地方政府对湿地保护重视不够，甚至没有意识。

　　“他们觉得湿地的保护对他们影响不大。从发展的角度看，这块地是保留还是开发，完全根据它的需要。比如，有些城市，它想搞生态城，它就有保护湿地的意识，将湿地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和保护；但如果它想要发展工业的时候，就会把湿地填掉搞开发区。”某地林业系统的一位官员说，这种随意性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这也是湿地当前在城市发展当中面临的两种认识和命运。

　　在广西，一些红树林湿地，地方政府申报各类湿地保护区的积极性并不高。“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报了保护区之后，国家投入的钱太少，他们反而没有自主权了，他们想用的时候没得用。”这位官员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刘中奇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现在积极申报保护区的那些地方，无非有两个利益驱动，一是希望得到国家的项目资金，二是需要这个品牌来搞旅游。如果说纯粹是为了保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一旦申报了以后，就必须要根据国家的规则来管理和保护。如果国家没有钱来投入的话，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