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危与机

　　李静颖

　　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或许真的快到尽头了。

　　无论是雅戈尔在春节期间的“雷人罚款”通知，还是富士康在河南等地火车站派发红包的壮举，在正略钧策商业数据中心负责人于立文看来，这都并非是偶然的现象，相反代表的将是未来长期的趋势。

　　长期关注人口红利问题的于立文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从人才供给来看，2008年中国已迎来“刘易斯拐点”，而在2017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时代将结束。

　　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一拐点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与其有着相似看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在近日举行的某论坛上预测，到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将达到最低点，单纯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

　　其实在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达5.8%的出生率，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到70年代后期，这些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纷纷踏上工作岗位，他们成为保持“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的主力军，长期发挥着人口红利的效应，由此让人口红利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从2004年、2005年开始，珠三角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用工荒”，而现在这一趋势已蔓延到了全国。

　　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每100个新增劳工中有30个来自中国，现下，每100个新增劳工中只有15个来自中国。10年后可能仅有5个，30年后或许只有两个。人口红利并没有带来“传说”中的高就业，也没有呈现劳动者工资大幅增长，于是长期被低估的劳动价值，随着“用工荒”的出现被慢慢地引入修正的正途。中国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使得靠廉价劳动力过活的时代成为过去。

　　在于立文看来，只要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不变，对低端普通员工的需求量将长期保持不变，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成为必然趋势，这也使那些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靠将利润成本转移到一线工人身上的做法来保证盈利空间的制造企业不得不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

　　于立文曾接触过日本某混凝土制造企业，他看到该企业一线员工数量是国内同行的十分之一，高端机械设备运用不需要太多的人力。但在国内，更多的制造企业关注的是如何获取更多的订单，甚少关注设备更新、升级，设备落后以及机器生产效率的低下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去补足，也意味着中国制造势必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的阶段。

　　然而，摆脱低附加值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和风险，建立更具核心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是中国制造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之路来看，通过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企业信息化三个方面做足功课，将是中国制造体现自有竞争力的转型方向。

　　另一方面，于立文发现，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问题上，更多无奈退出制造业，最终被淘汰的企业背后是因为效率低下，管理无法同步升级。在人力资源问题上，培养一批跟着企业长期发展的稳定核心员工，让其享受企业成长的成果，这种正面积极的互动自然而然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也会得以保持。

　　目前，国内大量低端制造企业人均一年产出仅为20万~30万元，去除成本利润空间极少。相反那些注重内部熟练工培养的企业人均产出可以达到100多万元/年，仅个人创造的利润就能有20万元/年。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力成本的上升不再是挤压企业利润的“杀手”，相反将长期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人口红利的结束究竟是危难的开始还是机遇时代的到来，现在看来或许还无法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已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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