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丹尼尔·贝尔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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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1-31

　　李翔

　　91岁的丹尼尔·贝尔于1月25日在剑桥的家中去世，他曾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代表着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人类智力的高峰。

　　他在1960年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宣称曾经驱动全球政治运动风潮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扮演驱动力的角色，此时距离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败还有将近30年。1973年丹尼尔·贝尔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在这本书中贝尔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在1976年版的前言中，贝尔说：“我反对把出现的这些特征试图标定为‘服务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即使这些要素都在，因为这种名称是片面的，也许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加以曲解。”事实证明贝尔这种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划分是最为稳妥而且时至今日仍不过时的对人类社会的理解。1967年时，他预测了互联网的兴起，他在那时写道：“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联网系统，人们在家中或办公室中登录这个巨大的计算机网络，提供和获取信息服务、购物和消费，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

　　他最著名的三本书应是 《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其中《意识形态的终结》和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曾经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选的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一百本图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想要揭示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内在的紧张，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宣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基础、崇尚努力工作和艰苦创业的新教伦理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兴起的消费文化与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作为社会事实，早已被侵蚀蛀空了……与其说它是现实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道德家用来劝世喻人，或是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则被公认为是未来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它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及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样，引领了未来学的风潮，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巨大反响。

　　我所罗列的这些惊人的智力成果，还仅仅是丹尼尔·贝尔所获得的众多智力成就中最容易被人注意到的那些。在丹尼尔·贝尔活跃的年代，人们还信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人们相信智力活动并没有固定的疆界，知识分子们习惯于在学院和大众之间自由切换，也习惯于将自己的视野扩大至多个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专门的学科。丹尼尔·贝尔的兴趣领域就包括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当代文化的焦虑、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变以及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模式变化等。他曾经是《财富》杂志的一名编辑——同样兴趣广泛的百科全书式的彼得·德鲁克也曾经供职于《财富》，后来（1965年）和他在纽约城市学院的同学埃尔文·克里斯托等人共同成立了一本小众的知识分子杂志《公众利益》。2005年《公众利益》杂志停刊时，《纽约时报》受欢迎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写道，还从没有一本杂志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由于《公众利益》杂志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立场，很多人将丹尼尔·贝尔视为一名保守派，但是丹尼尔·贝尔更乐于这样描述自己，他称自己是“一个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一位能够在严肃的著作中灵活地引用福克纳、康拉德、尼采、霍布斯、马克思和《圣经》的学者——这会被认为仅仅是一名专栏作家的轻佻举动；看不到兴趣如此广泛同时又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的学者，能够同时在大众和学员中获得巨大认可；看不到一个积极投身社会传播和媒体，试图影响国内政治的知识分子。告别丹尼尔·贝尔的同时，我们告别的是一种深刻和广博的传统。我们早已迎来了这个时代，我们以为偏狭即是深刻，把广博视为浅薄，同时又把每日的浅薄错当作智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