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十论立法禁止炒房

　　春节之前，国务院终于发动了第三波房地产调控攻势，十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从“国十条”到“新五条”，再到眼前的“新八条”，政策的力度之强前所未有，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房价的调控是个难度极大的事情；同时也说明中央对于房价调控是“言必行，行必果”；更说明行政调控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制度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早在2009年底，温总理就在上海提出要抑制房地产的投资投机需求，这是中央政府自2004年实施宏观调控以来最具针对性的指向，包括水皮在内的很多人都看好此轮调控，因为打蛇打到了七寸上，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房价不但没有应声而下，反而量价齐升，让人无所适从。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执行环节，细节出魔鬼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房地产调控。

　　比如说限贷政策和限购政策的演变。无论是限贷或限购均在2010年4月中旬出台的“国十条”中已经作为政策提出，但限贷局限于第三套房，而且是热点地区，限购仅局限于新购房，而且也是热点地区且为临时措施；2010年10月的“新五条”限贷扩大到全国一刀切，限购由北京一地扩散到了全国十六个城市；2011年1月26日“新八条”限购才明确表述为两套以上住房，区域明确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

　　细节为什么不能在“国十条”中就尽善尽美呢？其实，这恰恰就是行政调控的局限，总是留有余地，总有灵活空间，总在上下博弈。说白了，宏观调控就是一种在行政体系内部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攻防，中央考虑的是国计民生，地方考虑的是财政收支，利益不同、诉求不同，怎么形成合力？“新八条”要求地方政府公布房价调控目标，并对没有完成目标调控的官员实行问责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政策之于行政，法律之于制度，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权宜之计，后者长治久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水皮杂谈在2010年发表了九篇文章呼吁立法禁止炒房，将限购令在全国推开，由临时措施变为一种法律禁令。

　　有一条短信概括了过去八年中国经济的特点：“房价越调越高，股价越调越低；房产税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房产税，调收入，调房价，抑通胀，都是万万不能的；光谈保什么，压什么，就是没有改什么。”经济的背后是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下一轮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调整、税收分配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意，要彻底解决房价的问题，最后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禁止炒房只不过是一个中间环节。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