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正解

　　将车船税明确为第一个以国家法律形式制定的地方税，标志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界分的新起点。然而，如果将车船税税率的设定权授予地方行政机关，则意味着行政权与立法权错位依然。

　　从形式上看，全国人大制定有关地方税种的基本法律，将具体决定权授予地方行政机关，以后者的相关规定作为基本法律的补充，似乎并未违反“税收法定”原则。

　　然而，“税收法定”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首先，税收和政府向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整体上应当具有对价关系，即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为了确保这一对价关系的落实，应当由民意代表立法决定税收，“无代表不纳税”。其次，就单个纳税人而言，在所纳税款与所获得的公共服务之间并无必然的对价关系，存在逃税的诱因，因此，需要依法强制征税，《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关键在于，在纳税人和民意代表之间，应当存在真实的选区与选民的对应关系和授受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某一税种已经明确为地方税，那么，在国家法律规定的额度范围内，其具体决定权就应当授予地方立法机关中的民意代表。

　　不能以全国人大的代表性取代地方立法机关的代表性，否则，必将造成法理上的越位和实践中的缺位。

　　本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