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的艾滋病人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法庭中央站着四个被告：两对来自河南农村的夫妇，涉嫌“组织残疾人乞讨罪”。戴口罩的男人，是患艾滋病的二哥；微胖的，是三弟。四个人中，三人小学文化，一人文盲。

　　周围摄像机早已架好。官方称，“组织残疾人乞讨罪”是2006年新增的罪名，本案是以该罪名起诉的北京首例。

　　15年前，在偏远的家乡，二哥迫于生计去卖血，拿到50元卖血钱之后，就得了艾滋病。从此再也干不了重活，只能在老家捡破烂养妻活儿。从没有人告诉过他可以去政府申请艾滋病补助。三弟也是倒霉蛋。在家养猪，两年前，猪全死了，除了一屁股债务，还有个患病的儿子。儿子是在当地医院输液时感染了艾滋病。

　　2004年，大哥和大嫂带着几个盲人，离开家乡的文艺团，来到北京街头卖艺乞讨。2009年，二哥夫妇模仿大哥，也在老家物色了两个会拉二胡的盲人。他对盲人说，去北京讨饭，每月给200元。后来，三弟夫妇也来了。

　　每天早晨七八点钟开始，盲人在地铁口拉二胡，两对夫妇在附近看守，也捡点破烂。两个妇女负责给他们提供馒头、大饼和白开水，从来没有菜。晚上八点钟之后，他们再把盲人带回住处。

　　持续了大约一年，二哥挣了6000元，三弟挣了约4000元。每当钱攒够1000元，他们就寄回老家给患病的母亲和儿子。但他们没有如约给盲人报酬，只给过一个盲人1000元。

　　2010年的4月30日，突然有警察走过去问盲人：是否需要救助？盲人说，需要。于是，他们被带上警车。旁边看守的妇女急了，说那是她的亲戚，不能带走。毫无悬念，女的也坐上了警车。

　　在法庭上，检察官称，本案案发是因为警察收到匿名人的报案，四个被告涉嫌“组织残疾人乞讨罪”。该罪名容易令人激愤，不过，“暴力”或者“胁迫”是其成立的必备要件，否则只是违反治安的案件，不触及刑律。

　　三个被告都否认了曾对四个盲人使用暴力或者胁迫，只有一个女被告承认，如果盲人提出要回老家，不听她讲道理，她就会用手敲盲人的头，甚至拍打他们的背。但检方宣读的证据中，盲人们都对警察说，吃不饱，会挨骂被打，有时候还被他们往头上撒尿。

　　盲人都被遣送回老家了，没有出庭。这些书面的材料，是检方惟一能证明存在暴力或胁迫的证据。检察官对本刊记者称，她从来没见过那些盲人，也没交谈过。

　　休庭后，二哥夫妇被法院安排接受记者采访。有人问：“去年春节，你们回家了吗？”

　　“回了。”

　　“盲人也回家了吗？”

　　“也回了。”

　　我赶紧问：“为什么盲人说被打骂，忍无可忍了，可是过完春节还愿意跟着来北京？”

　　等不到回答，他们被法警带离法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