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现在须为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

　　一只身形庞大的大象很难藏身树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瞩目。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GDP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今年更有望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但中国还远没有自大自满的资格。

　　成就的取得，来源于改革开放，既有制度变迁红利释放殆尽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何在。

　　真正实现经济转型依然是中长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各类财产权利的再界定、出口与内需的再平衡，城乡统筹的再推进、市场准入的再放开，以及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等等，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决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的收获期，要在未来有更大的收获，需要埋下改革的种子。

　　出口导向的成就与代价

　　《21世纪》：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0年时中国GDP排名全球第六，今年我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您如何看待这十年的发展？

　　周其仁：总的说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很好，老百姓生活、经济结构、国家力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饮水思源，这和中国确立并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分不开的。当然，任何成就，都不可能没有代价。回顾的时候，两方面都要看到。

　　加入WTO是一个重大事件，代表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对外开放带动内部的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受到结构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其中最基本的，是巨量人力资源从原先收益很低的部门转向收益较高的部门。这种结构生产力的释放真的是革命性的。

　　中国凭什么加入全球化？

　　我看到的就是凭三条。第一是原来很穷、就是人民的收入低，一旦开放就是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成本非常低；第二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原来经济体系的组织成本和体制成本，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干劲；第三就是学习曲线在开放中显著上升，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三大变量形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舞台上的综合成本优势。

　　我讲过几次，中国与发达国家原本是差距甚大的两个海平面，一旦打通，相互贸易、互相投资、信息与知识流动，就释放出各自的巨大的比较优势。

　　现在还记得，开始要加入WTO的时候，不少人认为中国门户洞开一定对自己不利，什么狼来了、虎来了，什么产业全面垮台，将有几千万人失业。结果是有来也有往，“中国制造”把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替代了。结论是中国为加入WTO要做调整，发达国家要做更大的调整。整体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增加了中国普通人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这是这十年中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当然也不是任什么产品都由中国制造，让人家的工厂全关门。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不买人家东西，人家拿什么买我们的产品？拿印制出来的美元来买，最后天下大乱。

　　《21世纪》：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上升，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优势还有多少？

　　周其仁：平均看，发达国家的人工还是中国平均工资的十倍。这说明还有极大的余地，继续发挥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优势。今天很多中小出口企业的毛利的确很薄，但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成本升得急，也包括管理、物流等其他成本降得还远不够快。多年靠劳动力便宜，一俊遮百丑，一旦人工上扬，挑战就来了。

　　《21世纪》：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必争之地，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多数还是以做出口为主，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首先是全球市场非常大，否则哪里可容这么巨量的中国制造？这点很明显。比较不那么明显的，是出口生意利用的是现成的全球商业网络，或者说是包括软件在内的商业文明——常常样品寄过去，报价合理就可以签约、生产、发货。就是说，做生意的麻烦少一些，交易费用低一点。

　　在国内，把生产出的商品分送到千千万万顾客那里，这个网络比国际上还是有差距，交易费用很高，要么货到不付款、要么款到不付货，各方建立信任很不容易，要维系很多复杂的人事关系，还要昏天暗地喝酒。远大集团的张总讲，他们6个业务员做国际订单，120个业务员做国内订单，两边做的单子总量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

　　现在舆论上讲内需不足，只看到了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收入低，没保障、要省下钱来看病、上学、养老，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钱。这个问题有，要解决。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国内市场好商品、好服务的可得性很低，品质不可靠，或者品质好一点的价格离谱得贵。这也抑制内需。

　　《21世纪》：开拓国内市场的主体您觉得是否应该单纯由企业来做？

　　周其仁：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企业、商人、投资者的进取心和开辟商道的努力当然非常重要，政府的服务和公众参与也不可或缺。

　　一个诚信、少骗人的商业环境对整个国民福利非常重要，反过来就会刺激生产。

　　阿里巴巴有个很好的口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现在的要害，是让国内生意和国际生意一样地好做。

　　《21世纪》：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对国内经济平衡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一般看法，谈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对中国自己也必定有重大的影响。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有大量的商品服务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越来越大，其影响不能小视。统计数据是这样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中国，但这一年中国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几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

　　“净出口”就是中国商品与服务的总出口额减去总进口。如果问，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案是在中国国内。而且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也不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工人挣得了人工、老板挣得了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了税、银行收取了利息。所有这些收入都是人民币，都有购买力，但是对应的商品服务却出口了。

　　这当然对国内市场有影响了。因为这部分货币收入，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可以买。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这笔“余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或者像一位名家说过的那样，“一把火烧掉”，彻底退出流通，否则，国内市场里的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就永远不匹配。这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物价总水平一年上冲8%，应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物价上涨伤民之际，人言滔滔。政府不可能无为而治，总要以看得见之手干预调控。但是，超额货币购买力并没有消失，所以管来管去，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或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出口导向、大把顺差创造出来的过量货币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货币是存量，发出去就不会死。最后如泛滥的江河之水，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决口。

　　这是过去十年成就要面对的一个代价，出路就是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关系呢？进来一块美元究竟付出多少人民币，就是由汇率定的。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进入中国的美元多，放进国内市场的人民币就可以少一点，对平衡国内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