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保障房主流应是公租房

　　朱大鸣

　　上海市政协委员夏斯德建议，应该以公共租赁房建设为主导，加快解决市民保障性住房问题。民建上海市委在提交的提案中，也建议已经建造而尚未出售和即将继续建造的保障性住房，应大部分用于出租。

　　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为公租房，是住房保障体系的一次观念变革。在房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学些新加坡的组屋和香港公租房制度。

　　新加坡在保障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已经成为典范。新加坡花了50年的时间，通过政府行之有效的公共住宅（组屋）发展计划实现了90%的新加坡居民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在此比例中，82%的居民是住在新加坡政府组建的公屋，仅有18%的居民是住在商品房内。

　　香港的保障房同样比较成功，现行香港公共房屋包括廉租屋、居屋和房委会下辖的临时房屋三个类别，前两者占公共房屋总数的90%，主要由政府建设，出租给低收入居民。香港严格限制公屋面积，多数是50至60平方米，有的只有20至30平方米；居屋拥有非完全产权，只能由房委会回购，业主10年内不能出租或出售。廉租屋则完全没有产权，政府每两年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一次租金，轮候来租。目前，香港共有约73万套公屋住房，超过200万人租住其中，约占香港总人口的29%，成功解决将近三分之一香港人口的住房问题。

　　中国的保障房应当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面积要小一点，不要好大喜功。容积率可以高一点，但不要建成“贫民窟”，质量要求很高。廉租房和公租房应当实现轮换制，杜绝一家独占太久，更不能让保障房成为一些人赚钱致富的工具。

　　在我国，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着重发展廉租房和公租房确实很有必要。廉租房和公租房对于其他居民来说，也是比较公正的一项制度。救急不救懒，应当是保障房的一项基本原则。否者，保障房就会沦为特权房，有权力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保障房据为己有，或者长期鸠占鹊巢。而很多经济适用房成为官房，成为官员权力寻租和自肥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保障房和商品房市场数量都很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者之间搞好防火墙，因二者的运行规律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目标是权力规范，公平供应，后者的目标是价高者得之。但是，我们当前呼吁建设保障房，可以由市场化来运作，尽快地集中各种资源，满足中低收入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