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特平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院长
　　周  林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布莱尔·谢帕德 美国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院长
　　郑国汉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
　　迈克尔·鲁格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商学院院长
　　尚塔努·达塔   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副院长
　　拉  维·库玛   韩国高等科技大学KAIST商学院院长

　　主持人 陈伟鸿：
　　好，谢谢各位来到《对话》节目的现场。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几位嘉宾，此刻他们就在我的对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院长，听到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名称，很多人一定都会有同样的好奇，他们到底是来自哪里的院长？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马上我们请他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来，我们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多米尼克·特平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院长：
　　我叫多米尼克·特平，我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院长，我干这个工作干了100年，哦不，是100天。
　　周林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我叫周林，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在我的工作上也只有大概200天。
　　主持人：
　　第三位院长会不会告诉我们说，他做这个工作只有300天呢？
　　布莱尔·谢帕德 美国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院长：
　　没有，和他们相比，我是很老的院长了，我已经当院长三年半了，我是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院长。我今年来了七次上海，所以他们叫我旅行院长。
　　郑国汉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
　　郑国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我当院长是三年多，我正式任院长是一年半，之前代理院长接近两年。
　　主持人：
　　听完了他们四个人的介绍，我想这一刻大家知道了，我的这个院长头衔之前其实还需要加一个定语，就是商学院的院长。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济比喻成一场大戏的话，其实商学院在这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四位你们的选择或者答案。
　　郑国汉：
　　戏的演员是我们训练出来的相当一部分，那我们也会评价这个戏演人的演技做得好不好，这个戏的内容是否是恰当，那也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布莱尔·谢帕德：
　　我觉得商学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写剧本的，但是我们仅仅是写剧本的第一稿而已。
　　周林：
　　其实商学院还扮演了一个戏评家的一个作用，在很大的情况之下。
　　主持人：
　　评论员。
　　周林：
　　有些时候，对。我们并不一定直接地参加这场大戏的演出，但是我们对这个大戏提出我们的评论和建议，能够希望把这出戏在不断地能够进行完善。
　　多米尼克·特平：
　　我不认为戏剧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因为在戏剧中，一切都是事先编排好的。那么我认为商学院真正的一个作用是培养领导者，并训练他们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主持人：
　　非常好的一个见解，确实我们大家时刻面对的都是一切的不确定性。那么在这样的不确定当中，商学院未来如何能够更准确地来给自己定位？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特别想要及时地成立一家商学院，这个商学院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对话》商学院好了，我们这个《对话》商学院想要关注的可能就是刚才在四位答案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商学院的代理院长，如果各位不介意就由我来担任一下。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四位来担任我们商学院的成员，为了让我们的《对话》商学院办得更好，除了几位资深的学员之外，我们还请到了一些重量级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的现场评审团。他们在我的这一侧，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也认识一下他们。
　　迈克尔·鲁格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商学院院长：
　　大家好，我叫迈克尔鲁格，我是美国人，在过去的三年半有幸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
　　尚塔努·达塔 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副院长：
　　我叫尚塔努·达塔，是美国南加州大学马儿而商学院副院长。
　　拉维·库玛 韩国高等科技大学KAIST商学院院长：
　　我是韩国高等科技大学KAIST商学院院长。
　　主持人：
　　可能在全世界的商学院当中，你没有见过像我们《对话》商学院有这么强大的学员实力，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学院必须马上来开课了。
　　首先我们课堂上要呈现的是一个案例，因为在商学院的教学当中，案例教学是最普遍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的《对话》商学院会拿出什么样的案例？大家一块来看一看。
　　大家看到的这个房子是美国塔克商学院，这是1904年就已经成立的一家商学院，虽然当时只有四名学生，但是它毕竟拉开了商学院成立历史的一个序幕。随着经济的发展，读商学院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商学院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有很多的称谓，比如说职业老板的制造工厂，或者是点石成金的魔术师。在当时，只要你有一张知名商学院的文凭，你可以用这张文凭去换取很高的职位、很高的薪水，但是金融危机来了，很多的人开始质疑商学院存在的可能、存在的必要。像乔治布什说，美国金融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哈佛商学院那些学金融的年轻人弄出来的；再比如说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杰伊洛尔施也提到，我们正面临着从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作为商业观念和商务人才的输送者，商学院必须为此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沃顿商学院的院长也提到，我想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责任，商学院也包括在内。
　　对于商学院的这些指责，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后，会不会在你们所在的商学院也曾经经历过、也曾经碰到过？
　　多米尼克·特平：
　　是的，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评论，但我认为用商学院来解释危机是很不公平的，让商学院为危机负责有点像替罪羊一样。
　　主持人：
　　看出了心中的委屈和不满了。
　　郑国汉：
　　我的看法是对商学院它的功过、对它的功能、它的贡献以及它的缺失，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大家要知道MBA基本是成年的教育，已经是拿完第一个学位的教育，所以人的性格是否在MBA这个时候还可以很大的改变呢？还是我们只能说有足够的提醒、有足够给他们思考。
　　主持人：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已经定型了的，并不是在我们商学院当中做了太大的一个改变之后，才去危害社会和危害经济的。
　　郑国汉：
　　当然商学院必须有些正面的提倡，那你才会更好保证你的学生不会危害社会。
　　主持人：
　　我举一个人的名字艾伦·施瓦茨，大家知道他是谁吗？知道，很多人在点头，是贝尔斯登的CEO（首席执行官），这是我们杜克富卡学院的毕业生。所以这个时候，院长，会不会有人说，你看，都是你们的学生闹的，金融危机危机突如其来，让经济变得这么差。
　　布莱尔·谢帕德：
　　让我来澄清一下施瓦茨的问题。他确实担任过贝尔斯登的总裁，但他是在危机发生后临危受命，担负起拯救贝尔斯登的职责。而真正该负责的是另外两个人，所以说他是拯救者，而不是制造危机的人。但我认为商学院至少应该在三方面负责：第一，我们创造了一种商业氛围，我们创造了主要的商业模式，而大家只看到短期利益；第二，商学院不应该只关注商业，我们培养了很多商业精英，但是我们却没能让他们明白商业以外的大环境更加重要；第三，我们并没有教他们不好的做法、不道德的做法，我们教了很多商业道德的内容，因为人性本身都有弱点。
　　亚当斯密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书，一本是《国富论》，另外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关于第一本的内容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对于第二本没有足够的重视。
　　主持人：
　　我觉得至少我需要在四位院长当中来做一次小小的调查。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商学院到底应不应该负责？我们请认为应该负责任的举手。三比一的比例。
　　多米尼克·特平：
　　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院长，我在欧洲读的书，因为我来自法国，我是在西班牙读的硕士，在日本读的博士。全球有很多不同的商学院，有些以金融为主，主要应该怪他们，我觉得商学院的责任被夸大了，我不是说不应该承担责任，而是责任被夸大了。
　　周林：
　　应该是美国的商学院院长买单，欧洲的不买。
　　主持人：
　　对，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也听出来了。
　　多米尼克·特平：
　　不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布莱尔·谢帕德：
　　出问题的这些银行很多都是欧洲银行。还有就是我们也起着正面的作用，我们在帮助解决危机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如何应对危机方面商学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迈克尔·鲁格：
　　回到商学院价值观的问题，十五年前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叫《华尔街》，刚刚又出了第二部，叫《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里面有一句台词，贪婪是对的，全世界所有的商学院，不管是欧美还是亚洲的都在教学生，如何利用制度中的漏洞赚钱，所以商学院需要改变。有人提出应该让学生签一个契约，就像律师需要通过道德考试那样。商学院确实在学生商业道德形成方面负有责任，不知道你们是否考虑了这个问题。
　　周林：
　　我们现在在课程各方面的确是加大了很多关于企业道德、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是一个像美国很多商学院现在在做的一样，大家都要等于是要宣誓，因为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还是过于形式了，我们还是希望在更深的层次上，更实质性地让学生来深入地反思、深入地思考未来，社会的未来、企业的未来、个人的未来。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的《华尔街2》，当中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它就指着某些华尔街的人说，你们是把钱交给了最不让人放心、最不对钱负责的这群人的手里。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其实在商学院当中，我们常常都是把道德教育放在至少一二三，前三位的培养目标当中的，可是最终我们在现实里却看到，我们的教育的设想跟最终呈现的结果不是那么的一致，这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布莱尔·谢帕德：
　　我觉得仅仅靠开设课程来解决问题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些课程有可能变成了一个点缀，有效的做法是把责任感的培养贯穿在两年的所有学习和实践中。因为仅仅在毕业之前签个协议说，我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商人是没用的，必须真正在两年的学习中帮助他培养这种责任感，所以要在一开始就不断要求他们严格地按照商业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来做，这样才可能影响他的一生。
　　主持人：
　　既然我们四位院长都敞开胸怀说，我们需要反思一下，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商学院应该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承担的责任有哪些？
　　郑国汉：
　　我们对宏观经济它的互相作用可能应该多一些培养。因为很多事情你看一个角落好像没事，多个角落连在一起事情就出来了。
　　布莱尔·谢帕德：
　　事实上在目前经济当中做决策的人都是很早就毕业的，从他们毕业至今，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提供新的观点。我觉得问题出在缺乏智慧，因为不是说他们的行为不道德，而是他们的行为比较愚蠢。我们培养的是商业技巧和商业能力，当然我们也在不断提高，但我们更应该在最根本的智慧培养上下功夫。
　　周林：
　　你看美国的商学院，尤其是最顶级的商学院，它基本上是60%、70%的MBA学生毕业了以后，就是到金融界或者是到咨询界服务。
　　主持人：
　　去向很单一。
　　周林：
　　去向很单一，目标的话也是很单一，所以造成了学生的文化的问题。当然美国的话，现在都是服务经济、虚拟经济了，所以很多人进入金融界、进入咨询界，可能是符合他们的产业结构的。但是中国的目前情况，我们还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如果这个是中国经济的定位，我们中国的商学院可能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怎样能够培养满足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更多可以搞创业 ，不对，搞技术创新，有创业精神、创新精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多米尼克·特平：
　　至少在我们学院要这么做的，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学生，去的是金融业和咨询业，剩下的90%的学生从事制造业。当你把不同背景的学生、不同国籍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在我们学校有90%的学生来自42个不同的国家，这样的一个组合，会让每一个人都努力做到最好。
　　主持人：
　　第一节案例课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商学院和已经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距离，有什么样的一些责任需要我们去反思。
　　接下来的这一堂课还是和金融危机有关，这堂课的课程我们将会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大家都会意地一笑，喜欢小组讨论吗？
　　观众：
　　喜欢。
　　主持人：
　　大多数人点头了。今天我们小组成员，主要的成员是四位，待会儿你们可以选择加入任何一个小组。四位分分组吧，不要教授分了，你们自己分。
　　郑国汉：
　　分几组？
　　主持人：
　　分两组。
　　郑国汉：
　　那我们就如此吧。
　　主持人：
　　就近。
　　郑国汉：
　　就近。
　　主持人：
　　好。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重创大家都看到了，数字统计是已经达到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一个损失，当然这样的情形也给商学院生存的一个环境和土壤带来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理念上的冲击还是比较明显的，原来的激进型的一些观点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保守，比如说曾经非常受人追捧的金融创新的理念，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受到了大家的质疑；另外，在行业的业态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变化，这些金融机构还有投行，他们的业务已经呈现了一定萎缩的这种趋势；另外，很多人曾经很羡慕的投行，包括了贝尔斯登，五大投行当中也倒闭了两家。市场前景这是大家最关注的，曾经我们的一张毕业证书就可以换来十万美金的年薪，现在好像会被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所代替。这个点石成金的魔棒好像已经成为昨天的一段历史了，现在薪水贬值，成为了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我们给几位提供的思考问题是面对这个环境的变化，如果你们是商学院的院长，你们会怎么做？
　　时间到，特平院长已经选为你们小组的代表了。
　　多米尼克·特平：
　　我认为要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机会，现在有来自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很多新的需求。
　　主持人：
　　你有可能会到这些新的市场去开设你的分校，是吗？比如说印度分校。
　　多米尼克·特平：
　　已经开了。
　　主持人：
　　已经有了，好。第二小组的代表会是谁呢？我们掌声也欢迎他来阐述一下。
　　郑国汉：
　　我们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在亚洲有幸，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跑到其它地方去，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做好。
　　主持人：
　　你看特平院长他们也要到亚洲来了。
　　郑国汉：
　　我们也很欢迎。
　　主持人：
　　很欢迎。
　　郑国汉：
　　最要紧的是自己有自信、有竞争能力。
　　主持人：
　　商学院带给我们的精髓之一，也是要因势利导、要顺势而为、要面对变化。所以今天当这些变化都出现我们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两个字可以来应对它，一个是加，一个是减。所以你们这两组可能需要做一个选择，哪一组愿意做加法，哪一组愿意做减法？
　　周林：
　　加。
　　主持人：
　　加法，加法，来，好。他们真的是一组的，周林先生说加法的时候，特平院长一直点头，他们俩几乎没商量，就已经选择了要做加法。那很遗憾，你们俩人只能选择做减法了。
　　布莱尔·谢帕德：
　　做减法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纯粹的减法行不通，光做加法也行不通，预算不允许。他们刚才说了两种观点，他的观点很新颖，就是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国家，要把中国放在全球经济中来思考，思考宏观经济。所以重要的一点就是减法教育中的地方主义观念，在MBA教育中一定要去地方化，这就是我们减法的内容，使得植入全球化的内涵。
　　周林：
　　我再补充一下，我们其中的减也不就是说没有了，但只是从核心课程里面减出来，令学生更多选择。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们就减去了法律的这么一个课程里面，也包一点点伦理在里面，但是同时我们加了一些所谓负责任的决策，或者加上一些个人对自己的将来的目标的制定，以及中心学习、以及自己的反思这么一个课程。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提供更多机会令学生想这些问题，所以事实上一加一减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整体，不能把它切开的，切开就意思不大了。
　　主持人：
　　其实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切开的，比如学费可以切一点，有没有减，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郑国汉：
　　对不起，事实上我们因为要为学生提供更大的服务、更多的服务，尤其在就业方面服务，所以我们成本增加，所以学费要增加上去。
　　主持人：
　　所以他们还是加法了，大家稍稍地有点失望，本来想说减法是不是还包括了减一点学费之类的。我们再来看看加法。
　　周林：
　　我之所以选加不是想谈加学费，很重要的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是，在自己的课程加一些内容，怎么样有一些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这个比如上海交大从2007年开始，也是跟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有一个叫CLGO（中国全球运营领袖），我们在座的也应该是有来自这个项目的学生。我们就是让学生培养除了得到一个MBA的学位，另外还在工学院学习，再得到一个工学的硕士学位。这样出来的人才，他既有管理方面的知识，又有关于生产、运营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能够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主持人：
　　那你们会不会增加或者强化有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些课程？因为毕竟在金融危机当中很多人的指责是聚焦在这个方面的。
　　周林：
　　纯粹是通过课程形式能够解决伦理道德的问题，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更加深入地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需要把这个伦理、把社会责任感渗透在各门不同的课程里面，都可以来讨论。金融可以搞绿色金融，怎么样跟环保有关系的。这一些我们大量的加法课，也就是在MBA培训，MBA下一步培养项目里，要加大选修课的门数，让我们的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来自己选择他所感兴趣、所需要的，满足他职业发展的这样的课程。
　　主持人：
　　我们刚才听到了，加法组和减法组他们的答案，现在我来听听，几位《对话》商学院的特聘教授，你们对刚才这些答案有什么看法？
　　迈克尔·鲁格：
　　我会给各位同事打B。虽然他们说的都很精彩，但他们只说了问题，没说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没人说提到商学院也需要按照商业思维来运作。产品的多元化、课程的多元化商学院应该如何运作，是否关注过比如外包、经济规模、重组等方面。在英国，商学院的组织和管理效力很低，你们是否考虑过，这些方面的改进呢？
　　周林：
　　如果看加法的话，师资的投入还是增加，那么师资投入一方面就是说真正地去找全时的教授，但另外一方面，要真正地满足业界的需要、社会需要，尤其在选修课程方面，实际上我们采用非常灵活的业界的精英。
　　多米尼克·特平：
　　我很认同他刚才说的，就是增加学生的实践。比如说让MBA，和企业界的人士多交流，让他们来讲课，这样有助于他们了解现实的复杂程度。
　　主持人：
　　对每一家商学院来说，我们现在都必须要衡量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需要坚持的，什么是需要放弃的？在中国也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经是用这样的角度来诟病商学院目前的一些缺陷的。他说可能我们现在商学院可能过多地注重给学生一些技术的传递，而忘记了应该要培养他们对大势的一个把握，就像是挂一幅画，你教出来的学生只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画挂得更正一点，但是你完全没有教给他，你应该先看一看你挂画的这一面墙，它是不是笔直的，它是不是水平的，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缺陷。周教授，您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商学院对于学生的要求方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周林：
　　作为商学院培养的商业领袖，它必须具有几方面的，一个是知识，就是知道，知道是什么东西；二个是执行，他们能够行，他们能够真正有实际的领导力，而不是纸上练兵；第三个就是具有什么，他是必须要有德、有道，才能够真正做到领导。这些基本所有的商学院，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了。
　　主持人：
　　刚才无论是A组或者是B组，他们的加法和减法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变化。事实上对于有着百年历史的商学院来说，有很多东西其实它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在A组和B组的眼中有什么是不论形势怎样变化，我们都不会去变的东西？
　　多米尼克·特平：
　　就是非常基本的一些东西，要有好的课程，选择正确的人，就是招生一定要非常严格。
　　布莱尔·谢帕德：
　　没错，商学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培养最有的商业精英，因此要有最强大的师资队伍，教授最扎实的核心课程。所有这些课程就是要让学生们把商业智慧烂熟于心。
　　刚才你说到的挂画理论，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就是具有全球的宏观的视野，全球目前的状况怎么样，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认为在你学习其它问题之前必须先了解这一点，因为这是基础。
　　郑国汉：
　　坚持里面就是说你要坚持你质量方面这个是不能放弃，不能因为要数量而放弃质量，质量必须坚持。我们追求的是有贡献、有影响力，而社会对我们又认同，这是我们长远的东西。
　　周林：
　　有一句俗话就是说，变化就是唯一不变的事，就是商学院要不断地面对市场变化，来进行我们对培养计划的修改。
　　主持人：
　　那马上我们就不休息了，直接进入我们的下一堂课。
　　在金融危机过后，对于商学院的价值很多人也提出了不同的一些质疑。比如说加拿大的麦吉尔商学院，明茨伯格教授就说到，商业院的MBA训练出来的毕业生，就像是雇佣兵一样，他们对任何的行业或者是企业都没有承诺感，商学院的课程创造了一套错误的企业价值观。
　　这位是中国非常知名的一位企业家，马云先生，他曾在多年前说，我们公司里所有去念MBA的人，回来以后都变得比以前更傻了，至今没有看到念完MBA回来还比原来更聪明的。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杰弗里，商学院就像是一群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而一群水牛正向它们冲过来。所以他其实是直指商学院的MBA课程，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到现在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变化。显然商学院好像在如今这个的时代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当中，那面对信任危机到底应该怎么办？
　　郑国汉：
　　首先我觉得不见得这是个信任危机，虽然有不同人说不同的话，因为所谓MBA无用论已经说了好多年了，但是念MBA的人没有真的消失，市场上还是继续雇佣MBA。当然你刚才提到马云先生，他对MBA的作用，效用是负面的。
　　主持人：
　　负面的评价。
　　郑国汉：
　　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因为曾经大概是去年，凯洛格100周年的时候在上海举办一个论坛，他也谈到他自己会办一个MBA的课程。
　　至于MBA无用论，你说是已经发生好几次，包括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有了，是什么人，基本上当时我开始做代院长，我要看这方面的东西，主要就是在金融市场上面赚很多很多钱的人，赚什么呢？ 对冲基金，透过很多衍生工具，对他们来说赚钱根本不需要管理，管理一台电脑或者什么就行了，但是因为是他们行业的特色。
　　主持人：
　　那么我想如果要排除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就要请几位能够在很短时间当中扭转我们对于商学院的这份担心，所以我们现在要给四位同学每人一分钟的演讲时间，好不好。第一位登台的是我们的特平院长，掌声欢迎，来。
　　多米尼克·特平：
　　我的建议是在你创业前先读一个MBA比较好，因为一旦开始创业，就没有时间再好好读书了。但并不是说你大学刚毕业就要读MBA，最好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再读MBA，这样你就能更快地理解所学的内容。
　　主持人：
　　这个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后面的几位也都准备好了。来，我们掌声欢迎周林院长。
　　周林：
　　尽管这个社会上对MBA教育有不同的质疑，有很多诟病。但是我是觉得对于大多数的，有志于从事管理工作的年轻人进入MBA项目学习，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你当然可以成为像马云先生那样，他不用上MBA学校，但是像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想实现你们将来在管理、在创业方面能够有所建树的话进入商学院，然后来，当然要选到一个最好的商学院。
　　布莱尔·谢帕德：
　　世界正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但我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全球问题真正得到解决都是在微观层面上，由具体的创业家、商业领袖来一个一个来决。商业面临很多挑战，同时商业也帮助解决问题，你需要做的就是从教育中获得商业知识，让你创造一番事业，或者到企业中帮助解决问题，让你有更好的准备去做更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一定挑选好的学校，让你拥有很好的商业本领，同时培养你的全球化视野，帮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不仅让你成为一位好商人，还会让你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
　　郑国汉：
　　我们最近排名是全球第9，我们的学生毕业三年以后薪水增加130个百分点。所谓金钱回报你们不会吃亏，但是我们不希望你仅仅看金钱，你要看超越金钱，你对社会的影响，社会正面贡献，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主持人：
　　其实是不是选读具体的某一家的商学院，并不是现在的一个关键，关键是当那么多的质疑声扑面而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坚定我的选择，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的关键所在。看看四位的演讲是不是打动了所有的人。
　　学生：
　　刚才几位教授都讲了说，都宁愿加而不愿意减，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都在涨，工资不涨，现在MBA的学费也在涨了，据说是说包括交大安泰在内的国内几家一流的商学院，都把2011级的MBA的学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可能超过了80%的增长。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否合适呢？因为可能现在MBA的学生，毕业以后面临着说就业堪忧、薪资锐减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增加学费是否合适呢？
　　周林：
　　其实就是说从今年的涨幅，首先数字准确的话是没有达到80%，50%到60%的范围之内。之所以我们做这样的调整，其实是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从市场上来说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对于MBA的需求的锐减，其实MBA项目对一流的商学院来说，你要从成本和收益来计算，基本上能够打平就是不错了，大多数是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适当的，不是适当的，我们提高了学费的话，还是希望能够说对于我们给学生的这个回报应该是合适的，我们包括在奖学金方面，我们也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百分之一百的，在现有水平上百分之一百地增加，而且还要增加很多海外留学的项目，这个刚才我们很多商学院都谈了，我们要给我们的学生全球的视野，要让他们有海外留学的计划。这些对很多学生，实际上我们要通过奖学金的方式，来帮同学们解决这个。
　　学生：
　　那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经济格局在变，经济确实经历了大海啸，那这个MBA的含水量到底有没有变化。比如说作为一个本地的学生来讲，我经历了自己的工作以后，我来到商学院去回炉再造，那么首先我要付出12万多的人民币的资金去读这个MBA。对我来讲这又是一份投资，我投资在教育领域，我首先想到回报率的问题。
　　布莱尔·谢帕德：
　　我想把刚才涨学费的问题和这个问题结合起来回答，如果你要物超所值，我建议你上交大的商学院。
　　多米尼克·特平：
　　谢谢，我认为还会更好，我认为学费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至于回报，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学的就别去商学院，如果你去商学院就是为了赚钱的话找其它途径吧，真正让我担心的就是商学院的学生对我说，你的任务就是给我一个未来，而我坚信真正能给他未来的是他自己。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你获得知识，给你创造条件实践，培养你成为领袖，让你具备不断提升的能力，不了解商学院的这个作用只能说你不够聪明。
　　我们有40名学生毕业后去了非盈利机构，他们花了很多学费却进入了不赚钱的机构工作，这就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帮助他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投资回报是要看你对自己的定位。
　　学生：
　　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像前几年我们看到国内的大学扩招，最近MBA也是在拼命地扩招，像刚刚我们几位教授也提到，我们国外的这些学校还要来中国来开设分校，那像我们已经在读的全日制MBA学生来说，我们可能会特别担心，我们以后毕业之后，两年以后我们的一个就业问题。
　　郑国汉：
　　我认为中国经济是膨胀的，中国的前景好，所以中国MBA，假如你真正学了东西，有实在本领，我觉得完全有发挥的舞台。我给你一个例子，我们以前的学费是香港政府定的，每个学校都是4万多港币，一年，两年毕业。那现在我们这个全日制的MAA，已经到了接近40万港币，所以我们以前念的学生觉得他赚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在学费提高过程里面，质量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上升，我们的校友毕业生出路更好。你现在在国内这个情况，可能跟我们以前香港有点相似，以前我们早期可能毕业生也比较难打入真正的一流的跨国公司，慢慢我们就行了，慢慢他们就愿意多请，所以你只要看远一点。这个舞台是很大的，就不怕其它地方的商学院来办，总之你有本事，这个舞台你是能够肯定占有一部分。
　　主持人：
　　郑先生非常巧妙，告诉大家要读还是早点读，现在出手有点逢低买入的感觉。听起来至少在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商学院、MBA价值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接下来就在现场来彰显一下商学院的价值。我们都说经济是很难预测的，但我们现在要难为一下四位，你们来预测一下，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我们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亮点出现，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出现？
　　郑国汉：
　　我现在比较担心，就是因为汇率方面大家都争吵。因为这种货币汇率方面的增高而引致下一部分，对大家的贸易出口的制裁，引起一个大规模的贸易战争，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主持人：
　　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吗？或者是在局部地区？
　　郑国汉：
　　全球范围内。
　　主持人：
　　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争。
　　郑国汉：
　　尤其是它的背景是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会快速恢复。
　　多米尼克·特平：
　　我想有三个主要的行业会在不久的将来蓬勃发展：一个是能源，当然能源有危机，但是现在有大量新的研发技术，比如可再生能源、新兴能源的兴起；第二是人体健康方面，医疗技术方面，尤其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很快，这方面在进行很多研究；第三是交通运输方面，我们大量依赖石油，很多公司也在开展新的项目，发展新型交通。
　　周林：
　　我的担心可能更加是长期的。实际上现在你看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了，和美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这两大经济实体现在有了非常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平衡，美国的话消费高、储蓄低，中国消费低、储蓄高。那么这两个大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会越来越凸现，我们现在没有真正地花时间把精力花在怎么样解决不平衡，而去把这些矛盾转移到现象、汇率的调整，而忽略了实质上的，本质的问题，这个可能对我们经济在国际范围内会产生影响。
　　布莱尔·谢帕德：
　　我同意这种担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原来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已经失灵了，谁将是下一个消费者。所以短期来说，喜欢消费的国家更多地消费，喜欢储蓄的国家更多地储蓄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不会发生，我们看到的是大家都在坚持自己的利益，所以会引发贸易战，引发政治领域的摩擦。如果美国国会为了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选择这样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团结起来反抗这样的做法，我希望能公开表达这些卷观点，从而让大家采取更加理智的行动。
　　主持人：
　　我们也希望刚才几位的观点，大家都能够记录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我们把它封存，一年之后，我们希望你们的担忧也好，你们的期待也好，能够和一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大势相吻合。
　　来，我们看一看，《对话》商学院在下课之前给各位出的最后一道题。首先要恭喜各位在《对话》商学院结束了两年的学习。现在你已经成为了一家非常著名的咨询机构的咨询顾客，在上班第一天，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老板就给你分配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的任务就是你要装作客户去刺探竞争对手在某一个行业咨询服务的报价底价，从而来决定我们公司到底该报出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你可能很纳闷，为什么要派你去呢？原因很简单，你是新人，你的面孔不会被竞争对手认出来。老板甚至还说这是一个大项目，我们志在必得，一切就看你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去还是不去？大家可以举手表决，去的人请举手。大家都不愿意去。
　　郑国汉：
　　这是一个陷阱，辞职不干。
　　主持人：
　　辞职不干了，有这么严重，可是你12.8万都交了，老婆还等着你创造美好的未来。
　　郑国汉：
　　外面有其他水平比较高的雇主。
　　主持人：
　　这个任务那么难吗？你就去一下、问一下，就能够得到一个数字了。
　　郑国汉：
　　这家公司不择手段。
　　主持人：
　　还是不愿意去。来，你们三位呢，你会去吗？
　　布莱尔·谢帕德：
　　好，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这家公司的总裁强生，他们收到一些信息，来自竞争对手的情报，因为他们很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但有一次强生收到一个报告，里面有一些商业信息，他感觉到这个信息可能是采用正当手段获得的。于是他打电话给这位竞争对手，说不好意思，我很惭愧，我们拿到一些数据，但这个数据获得的途径不恰当，竞争对手是宝洁，他问宝洁你要我怎么做，宝洁说把所有的信息发回来给我，不要留底，不要再留下做这件事的人，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做法，人们想要来这家公司来工作。
　　多米尼克·特平：
　　我觉得这个故事完全清晰地表明了我们的观点。
　　主持人：
　　确实，这个故事清晰地表明了在场的几位的观点。其实这样的一道题目，不是我们《对话》商学院的首创，这是塔克商学院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新生商业道德课当中的一道真实的题目。很多人曾经质疑过说，这些人是新生，他们刚刚才入学，你在这个时候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恰当吗？但是塔克商学院对于这样的一个质疑是有着一个标准的回答的，他说这个问题是恰逢其时，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刻，来问这些刚刚来到商学院的同学们。因为商业道德无关乎技能或者说策略，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和每个社会共同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而且我们商学院在一百多年前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校训，那就是诚信和商业道德。
　　谢谢各位，下周同一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