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恻隐之心

　　我们每个人都在共同体中劳动和生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最根本的“同情心”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我们这个共同体应当追求的根本目标，就是公平

　　梁捷

　　在美国，非洲裔家庭的财富只是欧洲裔家庭财富的十分之一；而百分之一的美国人掌握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财富；又比如，日本在2000年的人均寿命为81岁，而安哥拉同期的人均寿命仅38岁。同一个地球，不同的生命预期。

　　1970年，美国排名前100位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约为所有全日制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的38倍。到了2000年，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1000∶1；1998年，世界前358位富翁的资产总和，更超过全世界人口45%即25亿人的总收入。这个世界，不公平的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个世界怎么会变得这样，我们为什么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同时又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同这样的说法，“大多数一事无成的人不应该责怪这个体制，他们只能怪他们自己。”所以美国许多意图矫正歧视的法案都受到抵制，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法案反而违背了公正和公平的规范，真正的自由竞争才是公平。所以，一部分人所认同的公平，并不一定为另一部分人所认同。

　　古希腊思想家对此提出过深刻的见解，认为公平的核心是所谓的“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旨在给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待遇，倘若两人不平等，那么，他们在要求社会财富、政治权利及个人名誉方面就不能平起平坐，不分彼此。但除了“分配正义”之外，还需要有“纠正正义”来弥补分配正义的不足。纠正正义旨在给予私人交往的双方相同的待遇，它或者保持交往双方的平等地位，或者恢复在双方交往中已经破坏了的平等。

　　先来看如何保证纠正正义。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一种“公平的旁观者”的想法。我们全部的道德判断都是我们道德想象下述情境变换的结果。我们总把自己置于我们进行道德判断之下的人的情境中，感受着他感受到的激情与情感。我们施加给他的那种道德判断，依赖于我们认同，即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与他的激情的相似性。

　　这种同情心每个人都有，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我们看到“安哥拉同期的人均寿命仅38岁时”，虽然我们几乎没人去过安哥拉，也几乎没人认识任何一个安哥拉人，但我们多会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对他们的同情之感。他们原本和我们应是一样的，并不应该只享受38岁的生命。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公平的旁观者”，每当我们认同判断对象的那些情感因素，我们就倾向于赞许他。这种公平的旁观者是永恒的、普遍的、理性的、自然的同情现象的人格化。

　　意识到了这些不公平现象，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来促使改变，或者在制度上做出什么调整？哲学家罗尔斯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满足一些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在与所有人相似的自由体系兼容的情况下，享有最广泛的自由体系所赋予的相同的基本自由。在这种前提下，社会分配应当倾向于整个社会最不利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应该尽可能保证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享有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尽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能力、偏好去工作和生活。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基本的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这也是最为基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有些人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劳动，获取更多的收入，体验“事业成就”。也有些人愿意把多数时间用在生活上，情愿减少收入，也要提高“生活品质”。这些都是个人选择，一个公平的社会，理应为所有这些选择者都提供机会。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些机会。很多底层民众有的患有残疾，有的出身贫困从而缺乏教育甚至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还没有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已经陷入很不利的状态。他们根本就没有翻身的可能。对于这些人而言，整个社会应该提供一些帮助，使得他们获得改变自己生活的最基本能力。

　　作为一个共同体，少数人的极度贫困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在共同体中劳动和生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最根本的“同情心”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我们这个共同体应当追求的根本目标，就是公平。

　　（梁捷，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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