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垃圾那点事儿

　　殷赅

　　我和我们楼的清洁工有一种默契：每当家里有废纸、饮料瓶之类可以卖钱的废品，我会放在楼道拐角处，这位阿姨每天打扫卫生时，就悄悄地收拾起来拿走。

　　我从来没对她说过“这些给你了”之类的话，但她明白其中的善意，故而见到我和家人，会报以微笑。

　　我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善意。大约10年前，我知道了国外有垃圾分类处理这回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做过亲身试验。当时我在杭州，住单身宿舍，房间不大，我在进门处的墙上挂了几个袋子，分别用来放废纸、废塑料瓶和废金属，每当哪个袋子装满，就拿到楼下垃圾桶边放着。我曾经过了几分钟后去“回访”过，这些袋子很快就被拿走——大概是拾荒者拿的吧。虽然就中国的城市整体而言，当时并没有垃圾分类处理的试点，但我自己也算功德圆满了。

　　之后，我结婚、买房，住进了自己的房子，但分类处理垃圾反倒停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家里再挂那3个袋子，有碍观瞻，楼道里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容我放置家里的废纸和塑料瓶——不然，邻居会有怨言的。

　　2006年来到上海工作后，住进了现在的房子。这是一幢高层，有电梯也有楼梯，而且楼道还算宽敞，有门掩着。我每天将家里产生的废纸等废品放到那扇门背后的楼道里，只占一点点地方，也不会影响邻居的观感，而清洁工阿姨每天默契地收走，一个良好的循环由此形成并保持了下来。

　　其实，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也搞过一阵子垃圾分类处理。大概是为了应付官方的要求，物业公司只是把小区里的垃圾桶分别喷上“有机”、“无机”的字样，而业主自然置若罔闻，照样不将垃圾分类，就随便投了进去。

　　我想，之所以要搞垃圾分类，不外乎是两个目的：一是把垃圾中能够进行二次利用的那部分截留下来，在工业化处理后，使其迅速进入下一个使用循环，这就能减少纸浆、原油、金属等原材料的使用；二是把垃圾做尽可能细的分类，以便对每一种垃圾都能采取最环保的处理方式，这样除了能节省资源外，还能节约用于垃圾填埋的土地，减少垃圾焚烧等处理方式可能产生的污染。

　　中国的垃圾分类还刚刚开始，个体和一些社区自发且还算科学的实践，与多数人的尚未起步相比，仍显得很弱小。而要让大多数人开始动手，则必须有充分的宣传——首先告诉人们少产生垃圾，然后再讲怎么分类。

　　再有，必须配备便利的设施。基于目前我们的居住条件，最基本的几类可回收废品的容器需要安装在每个楼层，而不是在楼下随便放几个“可回收”、“不可回收”或“有机”、“无机”的垃圾箱。

　　能做到以上两步，我们的垃圾分类将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期待整个垃圾处理系统的分类，我们见到很多次分类垃圾被再次混在一起装车，然后拉到填埋场的现实。

　　垃圾的“存活”时间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1949年开国大典前，政府组织大批人清理天安门一带的垃圾山，发现400多年前的垃圾都还在那儿。因此，目前多数城市处理垃圾所用的填埋方式，显而易见是难以持续的。

　　但现代人处理垃圾的本事也值得期待，除了新的垃圾焚烧等技术产生的有害气体越来越少外，一些未必使用现代技术但有智慧的方法，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印度非政府组织的专家，他们在一些地方培训贫困妇女，帮助她们掌握了分拣有机垃圾、培育蠕虫、用蠕虫吞噬垃圾然后排泄出有机肥的技术。其生产出的有机肥经袋装之后销售。这样，既减少了生活垃圾，节约了垃圾填埋场的用地，还可以让农民少用化肥，妇女们卖有机肥所得的收入也能补贴家用。而这一切，需要的只是一个好的方案、一些热心而有耐心的专家，以及银行的小额贷款。

　　最近几年，中国各地纷纷上马焚烧厂，实为面临垃圾围城时的不得已之举，由此也引发了焚烧厂附近居民的忧虑与不满。这是中国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必然产生的现象。化解之道，不外乎市政部门有责任引入最洁净的垃圾焚烧及其他处理技术，并且作坦诚、公开的解释与说明；而作为城市居民，我们在消耗资源、产生垃圾之时，尽可能地做一些分类，以便资源的再循环，也是责任所在。

　　比如对我来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家里的保姆也像我那样做——把每一张废纸、每一个纸盒都放到楼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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