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贷款体系的改革征途

　　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为工具的新贷款体系，将为甄别出具有硬约束条件的达标金融企业积累经验，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铺路

　　文/本刊评论员

　　1月26日，正在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被追问了2011年中国信贷目标问题。

　　刘明康是此次达沃斯论坛最高级别的中国金融官员，因金融危机连续两年缺席的全球银行家们也重新回来了。中国的货币政策成为被关注的话题之一。

　　按以往惯例，每年一月初，全年信贷目标就已设定。在达沃斯，刘明康给出了否定回答。他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在1月份通常会大幅增加，全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目标并未设定。

　　监管当局担忧过去两年发生的情况再次上演。2010年头两个月，各银行就用掉了当年7.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的近三分之一；2009年同样的时间，甚至用掉了全年一半以上的额度。

　　就市场逻辑而言，无论是否设定全年信贷目标及目标多少，各银行都会照以下逻辑盘算：只有在头几个月尽可能多地发放贷款，扩大在全行业的信贷额度比例，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由于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都已股改上市，上述逻辑冲动很难依靠窗口指导或者道德劝说遏制。

　　很明显，这一旧的贷款体系是到了改革的时候了，不仅因为旧体系在贷款额度分配上无法明确规定各家银行应该分配多少，还在于旧体系中，相当可观的存贷差让即使最具远见的银行家们也不愿意放弃眼前唾手可得之利益。

　　如果说全年贷款额度是“粗钝”的宏观工具，那么为替代这一旧体系的新工具则是“锋利”的微观工具：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

　　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最主要的参考因素，将依据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定期评估后所制定的限额，以此引导各银行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实施差别的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为甄别出具有硬约束条件的达标金融企业积累经验，这有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铺路的味道，但因此认为取消贷款额度目标是中国央行的一次市场化改革，或是一种错觉，因为新措施并未触及和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商业银行仍将偏爱能够提供担保的国有企业，存贷款利差仍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

　　在当前通胀下，负利率实际上是剥夺存款者而补贴借钱者。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由于企业贷款和项目贷款一般设置了资本金约束，企业资本金越多，就可获得更多贷款或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包括较低的利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贷款利率上浮不设限，但企业贷款的竞争却远不充分；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央行提出加息时，要尽可能取得诸如主管项目投资的发改委、央企的老板国资委等的支持。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纯度，让新的贷款体系能否有效成为悬念。但就目标而言，中国央行正朝着更具市场化的操作进程迈进。

　　按惯例，每年初，央行都会公布货币供应量和全年信贷额度目标。就央行的法定职权而言，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均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才能执行，央行可以自主决定执行的工具，除了广为熟悉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外，还有一项独立执行的工具：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但后者却很少使用。

　　就多层次金融体系而言，存在两种利率，一是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关系，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二是商业银行与其客户之间的利率关系，即俗称的存贷款利率。

　　在成熟经济体，由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央行只需调节其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调控流动性。就这一层面而言，伯南克加息和周小川加息并非同一概念。

　　利率市场化的要点是体现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自主定价权，但就中国市场化进程而言，最后的悬念，一是贷款利率下浮是否设底；二是存款利率上浮是否设限。

　　其进程取决于以下改革进展：

　　一是“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二是“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此二者也正是“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两大任务。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软约束的金融机构，或者一些“病号型”、“重病型”金融机构，将给予多大程度的定价权？改革议程若进展至此，也就无须煞费苦心制定和围堵年度信贷目标了，新的贷款体系或已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