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改革初衷

　　能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看其人民享有怎样的权益

　　□ 章立凡 | 文

　　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是作者近年所撰文章的集成，所涉问题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直至整个80年代，追忆了耀邦对改革的各种观点及思想发展过程。作者在前言中说：“我国人民对改革事业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应该如何区分？在党中央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对改革事业的根本思考是什么？人们都非常希望得到真实的答案。”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书名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并力图通过还原历史，追索改革的初衷。胡耀邦逝世22年后的今天，经历过那个意气风发时代的人们，依旧怀念这位改革先驱者，缅怀他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解放生产力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时由于对历史的屏蔽，年轻人已很少知道，执政党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深得民心的总书记。

　　书中披露：耀邦曾向毛泽东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耀邦力推富民政策，关注人民的衣食住行，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向全民开放，同时强调保护生态。这些思想，在今天国有企业垄断资源的经济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书中回顾了一段被长期忽略的史实：1979年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在他建议下发表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

　　身为改革思想家和实干家，耀邦主张对“消费”与“浪费”作出区分，高度重视社会就业与商品消费、住房等内需问题。他提出当代世界经济建设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大量向外国借款，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第二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他探讨第三种模式，即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

　　有人将这场大讨论誉为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实不为过。毛时代以革命手段实现的，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均贫富”“以俄为师”的经济建设，并未解放生产力，其结果是全民“均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制造商品输出，拉动的是富裕国家的消费；国内则腐败盛行，政绩工程不断，资源浪费严重。当今“中国模式”下的社会分配，仍停留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只要权贵继续垄断财富资源，改革红利未被全民公平分享，“拉动内需”就仍是一句空话。

　　发展是硬道理，但不是惟一道理，经济发展需有民主法制监督护航。耀邦的民主政治理念曾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但他坚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下台后，改革仍以惯性前行。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实现党政分开，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9年胡耀邦逝世，中国政改在重大历史事件后停摆。不久苏东剧变发生，斯大林主义模式终结。

　　耀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主张“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也是启动改革的朝野共识。当今主流媒体上，充斥着对经济成就的自大宣传，鲜见提及改革的初衷。能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看其人民享有怎样的权益。当改革逐渐被利益集团劫持，异化为食人怪兽；当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基尼指数达到0.5危险指标，“改革”一词在公众心中已经变味。“虎兔相逢大梦归”，若改革共识彻底破裂，另一场剧变就为时不远了。迷醉于盛世幻象者，不仅缺乏历史感，连现实感也丧失了……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