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严肃的必答题

　　理财周报特邀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新年好！

　　2011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样激动人心。

　　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奇迹。然而，下一个三十年，过去我们所依赖的“中国模式”还能继续适应吗？需要如何转型？下一个十年如何避免落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陷阱？这是每一个真正关心中国长远发展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 如果放眼历史的长河，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是新鲜事物。

　　现在中国政府的权力，在经济领域无所不入，在金融领域里面占绝对的控制地位，如果以此作为特点，那到历史上去找的话就太多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的，然后到20世纪的前苏联当然走到更加极端，甚至30、40年代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的。到后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巴西也是如此。

　　那时候巴西政府利用行政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去控制那些新兴现代工业、金融行业，也通过“铁公基”这些基础设施使它的GDP增长很多。有大概有15年、20年的时间巴西GDP也是按照8%到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政府操控经济、控制资源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制、公有制拥有资源，通过绝对的垄断和控制支配金融资源。从政府大规模征税等这些方面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不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按照这样做过。

　　然而值得警醒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这样的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

　　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跟以前那些按照类似经济模式和经济模式去实验过的国家不一样，这一次不会有问题的，这可能是他良好的愿望。不管是当年的巴西和德国，不管是前苏联还是晚清中国、民国的中国和日本等试过这种做法的国家，当时都以为自己可以逃开噩运，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逃开。

　　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各方共识。去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明确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而实现包容性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要靠市场经济，第二要靠基于个人权利、法制和民主的体系。

　　根据中国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国家的经历，如果由国家主导一切的方式来做的话，恰恰使得增长没有办法包容，连自由市场经济首先能够实现的那么大范围的包容性增长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社会只能按照目前的政府主导一切的增长方式，使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分享到更多的好处，只有少部分跟权力比较接近、跟关系比较接近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更多的社会成员跟这些好处是没有办法搭上边的。

　　所以，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将是一个严肃的必答题，必须要往民间消费带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2011年的经济形势，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点。首先很明显的，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出口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金融危机把WTO红利消耗得差不多了，很多人说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实际上相当程度受益于WTO。

　　房地产和失控的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称为中国的泡沫双雄，在这双雄泡沫中，如果其中一个出现大的问题，就可以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和财政系统拖下水。

　　当然，2011年另一个摆在眼前的挑战就是通货膨胀，通胀万一失控的话，会对中国过去20年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威胁。金融资产等任何以金融票据为基础的价值载体都会被人们遗弃，资金会更大规模地流向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地产和其他实物资产。如果真如此，这可能会从根本上形成对2011年经济增长的打击。

　　2011年1月20日